他们是太行山上的“没眼人”，会唱最本真的左权民歌。为了更好保存这一“活化石”

2012年02月05日 13:57
来源：羊城晚报作者：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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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眼人”在弹唱，村里人听得聚精会神

　　“没眼人”在太行山间1700个山庄游唱

　　亚妮（图中女性）和“没眼人“在演出间隙

羊城晚报记者蒋铮

亚妮失踪了，失踪了8年。

曾经是浙江电视台的当家花旦，穿惯了晚礼服，身上总带着香薰气的她，选择和10来个“没眼”男人在太行山的沟里流浪。

有人说，亚妮疯了。亚妮说，没眼人是中国的“荷马”。时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说，没眼人是“活着的阿炳”。

在太行山，盲人叫“没眼人”。没眼人叫自己“过山脚”，太行人叫他们“盲宣队”。他们会唱最本真的左权民歌（古称“辽州小调”），堪称“活化石”。

为了这支“活化石”队伍，为了留下左权民歌最本真的记录，亚妮一头“栽”进太行山，从2002年到2010年，拍着纪录片和电影，押房子、找贷款，倾其所有，花了几百万元，录下500多小时的影像素材。亚妮对羊城晚报记者坦言：“不后悔”。

左权民歌，古称“辽州小调”，是流传于晋（山西）中地区左权县的民歌，它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的民歌，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在宋元时期，已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

近年来，左权民歌表演在诸大赛中屡获殊荣，《筑路哥哥》、《开花调》曾荣获两届全国群星奖金奖，而且蜚声海外。

抗日战争中的“过山脚”

2002年，亚妮第一次见到“过山脚”。

“当年去红都村拍《亚妮专访》中的《民歌恰似穷乡好》这一集。出村时，恰好听到村口的祠堂里传出吹打声。进去一看，有十几个人坐在铺盖上，抬着头向天而歌，当地的老乡告诉我，这些全是‘没眼人’。”

诧异间，老乡们又说：“这些是没眼的光棍。”亚妮还没缓过神来，老乡们又说：“他们是八路！”

没眼！光棍！八路！亚妮赶紧给田青打电话。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当年听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曾说这个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而我第一次听没眼人的演唱，竟也热泪滂沱。”田青在电话里告诉亚妮，“盲宣队”无意中保全了中国西部民歌———左权民歌最原生的状态和最齐全的曲牌曲目；而左权民歌已经被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盲宣队员把古老的曲牌曲目口口相传，内容有的现编随唱。

盲宣队为何被叫成“八路”，为什么“没眼人”叫自己“过山脚”？老队员玉文讲述了一段往事。

1940年，八路军抗日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左权县麻田乡。为了突破日本鬼子的封锁，八路军把游唱太行的“没眼人”组织起来，他们以唱曲为掩护，刺探军情、宣传抗日，成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部队。“没眼人”翻山过岭就靠一根棍一双脚，于是就有了“过山脚”这个名。

“盲宣队”开唱村民赶场

亚妮第一次正式听“过山脚”唱，是在距左权县城10来里路的东长义村。

“打镗……”一声高喊，鼓叉铙钹紧随，唢呐清脆板胡激越二胡缠绵，一时间村里男女老少陆续围过来。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主唱的“没眼人”叫红权，唱的是地道的左权民间小调《光棍苦》，周围听的人时而和上几句。

老乡告诉亚妮，每个村盲宣队一年来两次，他们管唱，老乡管饭，年年如此。

“崇祯登殿民不安，一连三年无收成。第一年大旱没下雨，第二年田苗被水淹，就数这第三年的庄稼好，五月里又被蝗虫吃个干……”这是左权琴书《冯魁卖妻》。唱的是三百多年前一对恩爱夫妻在荒灾年被迫卖儿佃妻的悲惨故事。红权唱故事的男主人公冯魁，一个叫树伟的“没眼人”唱女主人公李金莲。声声凄婉，字字切骨，到后来歌声哽咽，在场老少跟着啜泣。

没眼人唱“苦戏”时，老乡跟着悲；唱“闹戏”时，跟着起哄；唱“笑戏”时，放肆无羁地笑炸了天。随性唱，随情吹打，曲儿不停，一村人不散。

记工分算钱按月分配

和普通的民间艺人不同，“过山脚”有着严明的纪律，八路之风犹存。

首先是铺盖。“过山脚”走山就跟行军一般，行李都在背上背着，学徒们进队先不学乐器，学打铺盖。打一遍，玉文摸一遍，老头不说行，就得一遍遍地打。铺盖里藏着他们全部家当：钱、尿壶、衣服鞋袜……每个都有二三十斤，任何时候都不离身。“因为他们没眼，放下了就怕再也抓不到。”亚妮很受感动。

其次是记工分。挣的钱，先留出三成给退休的，七成按月统一分配。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都会记一分，每十年工龄记一分，学习好肯帮人再记一分……规矩是当年八路定下的，几十年不变。唯一变化的是，每分最早是1分钱，后来1角钱，亚妮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刚涨到3角钱。记工分的过程很民主集中：树伟记大账，跟每个人记的小账核实，再加上评议，通常会吵上整整一天，偶尔也会开打；但最后队长吼上几句，玉文一点头，就该干啥干啥。

对话

眼没了，心更亮了

亚妮说，这是一群快乐的人。我为他们的快乐感动，被他们的快乐吸引。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的人，怎么快乐？1月初，羊城晚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亚妮。

“认命”是挺好的事情

羊城晚报：外人看来，“没眼人”很苦，他们为什么能保持快乐的情绪？

亚妮：我也曾经问他们，这支队伍永远都是快乐地唱着走着，为什么这么高兴？玉文说，眼没了，心就亮了。我觉得，他们“认命”。其实他们非常简单，自幼如此，他就认定这是自己的“命”，如果还能有饭吃、有歌唱，就是赚到了。

其实，“认命”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拍了好多年“过山脚”的纪录片和影片，到后来才明白，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想寻回一路丢失的快乐，让有眼人的心也透亮。

羊城晚报：很多盲人也是从小失明，为什么却没有 “过山脚”的快乐？

亚妮：我想快乐也需要依托，歌唱是“过山脚”的依托。他们根本不在意你听不听，喜不喜欢，他们只是唱，鼓声一响，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快乐真是由心而至。此外，当弹唱能让大家鼓掌、欢笑，能挣来饭吃，让大家把他当个平常人看的时候，就有一种“活着”的快乐，不会认为自己无用。

记录民俗完整的生态

羊城晚报：在你的介入后，这几年“过山脚”有了固定的团部，政府给他们买了低保，每年还会给他们一笔经费。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反而加速了“过山脚”的消亡？

亚妮：近几年，我总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随着他们的故事在《亚妮专访》的播出，当地政府拔出30多万元为他们造了团部，两个人一间房，还有会议室。而以前大家睡一条炕，现在各自窝在屋里，只有开会、演出才聚到一起，过去那种集体的融乐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