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和张艺谋的同与异

2012年01月23日 14:19
来源：羊城晚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2012年，余秋雨和张艺谋发表文章，谈各自经历。余秋雨曾经绝望“自沉”，以为“一个中国文人平生能做到的最大胆的事情，已经被我做完”；张艺谋的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

□李星

余秋雨自述经历及委屈

由贾平凹任主编的《美文》杂志2012年第一期发表了余秋雨、张艺谋、董鼎山、熊召政等人的首发文章，尤其是余秋雨首次强势回应，反击“石一歌”事件的两篇文章，和张艺谋早期传记性的两篇选自《作业》的文章，不仅有文化名人效应，还有不小的文坛新闻效应。

余秋雨《四十年的遗忘》、《请教两位社长》所涉及的史实，笔者宁愿相信是真的：

“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十月启动的教育文化重建工程，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人生”。“‘文革’中的经历，在《我等不到了》一书中已有详细的叙述。这儿要补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与‘造反派’的长期对抗，虽然在‘文革’结束后成了全院教师推举我担任院长的主要原因，但我在当时并无政治判断，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既然爸爸被造反派关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无着，我就必须不计后果地进行抗争。在农村劳动时带头以身体堵住决口，至少有一半是绝望中的自沉，后被农民救起时我已完全冻僵。当时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已经看得很轻。”

“……后来学院分配我参加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上海各高校鲁迅传编写小组，我在复旦大学看到各专业的教师们都伤痕累累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产生了‘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我离开复旦大学后居然一个人赤手空拳，在当时中国第三号人物王洪文的喽啰们扬言要‘砸烂’、‘血洗’的一家文学杂志前，与他们对峙了整整三个月”。

“由于周恩来启动的文化重建工程对我那么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壮着胆子对抗‘四人帮’的禁令，与赵纪锁先生一起，组织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引用了自己刚刚写出的两句诗：‘千钧一发谢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现在看来说得太夸张了，但当时却是真心话，追悼会后，我为了逃避追查，也为了拒绝当时人人必须表态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人隐潜到浙江山区，直到‘四人帮’下台。———做上面这些事最不容易处，是我的父亲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计艰难，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遭来灭顶之灾，很多时候，我是边擦眼泪边挺身的。”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建设重建的二十年之后，我在上上下下的惊愕中彻底辞去了所有的职位，谢绝了提升为省部级高官的机会，独自跋涉荒原考察中国文化遗址。后来又冒着危险在国外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寻找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遗址，被国外媒体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这份勇敢，仍然来自于当年‘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我本以为，一个中国文人平生能做到的最大胆的事情，已经被我做完。没想到，天道垂顾，又让我霜鬓之年再度临阵。他们估计，我一定会在全国那么多传媒的诽谤声中活活气死；而我则一直在以自己的身子保护着有可能被误伤的人群，同时还以‘不反击’来保护进攻者本人，其实是为了保护已经很脆弱的基本文化生态。”

余秋雨“自我认识”的逻辑

写这些话的大家的“自我认识”逻辑是：一、将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子的自己的行为和周恩来这样的伟大领袖的战略决策联系起来；二、将自己的行为和中国人心理上最痛恨的“第二号人物”联系起来，以突出它的伟大意义和“悲壮感”；三、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极端的“危险性”；第四，赋予自己以非同寻常的文化和政治斗士的极端品质；第五，则是赋予自己行为以最大的道德高度，而将另外一些人，包括进攻自己的人尽量地非道德化或“小人”化；第六、反复拿父亲和叔叔的不幸及家庭生计无着来烘托自己行为的“悲壮”、“勇敢”，产生目前一些电视节目的“煽情效果”……

这里需要请教余先生的是，被他反复提说的“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外贴地穿越数万公里”的世界文化考察，是否指的是《凤凰卫视》组织并特邀余先生随行的那次穿越西亚和中东的多国文化考察?那些国家内部或之间当时确有战争，考察团在乘高档越野车行进中，确实听到过枪声，但余先生一行是否“冒着生命危险”？我总觉得余先生有些夸张。

关于《请教两位社长》一文，笔者只谈一点：这就是余先生文中所说的媒体是否因为转载或采编了余秋雨“文革”中真实或不实的经历而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我以为余先生又夸张了，如果按照余先生的逻辑，除了严肃的党报国刊所发的严肃的政、经文化新闻，众多的社会媒体，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吗？

张艺谋对批判不“拔刀相向”

同期《美文》杂志发表了有张艺谋署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张艺谋为自己早期影集《作业》所写的不足千字的序，一篇是《作业》一书的几张张艺谋拍的照片，和方希所撰写的《作业》文字。张艺谋与余秋雨两个人的父亲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受到冲击，并且都有在当时最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余的叔叔被打死，张的叔叔“逃亡”海外，都是所谓“黑五类”，然而与余的自信、张扬、抵抗、志向远大相比，张艺谋却是内敛、含蓄、志向也说不上远大，似乎只是想当个腰挂相机的业余摄影师、画家。正如他在序文中坦白的：“对我来说，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正是这个当年世俗而卑微的“黑五类”，在后来的电影创作中，取得了文化电影创作和商业巨片创作，两大领域的成功，一部两个多小时的《金陵十三钗》就投入了6亿多元。尽管“争议”、“批评”、“批判”始终伴随着他，他却从未如陈凯歌、冯小刚的针锋相对，拔刀相向。

在当今社会，文化人或者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不仅是要以自己具有创造价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产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还要以自己的胸襟、气度和人格境界，引领社会风气和建设一个时代的高贵的人文品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草偃”，此之谓也。这恐怕就是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以来的中国和世界文化大师一直维护和倡导的“道”。人是赤裸裸地生活在世界和人群中的，上苍有眼，隔墙有耳，你的一切，包括公德、私德都无所逃遁、隐藏，能不畏惧乎！

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