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局”专家应被终身禁止鉴宝
“长沙窑人物贴塑大执壶”局部
上博藏《千字文》细节图
金缕玉衣(资料图片)
为利知假断真践踏行业良知引广泛热议,正义同行疾呼——
专题撰文 吴聿立
随着拍卖业的兴起和收藏热的升温,不少专家应邀走出博物馆或研究机构,为拍卖行、企业或个人的藏品长眼、把关。按理说,学者专家为人鉴宝、普及文物知识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儿,但被专家定价为24亿的假金缕玉衣、饱受质疑的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和本月初以1.4亿元成交的纠缠不清的宋徽宗瘦金体《千字文》等事件,不仅挑战了专家的权威,更暴露出了一些为有良知的同行所不齿的伦理道德问题。而国际博物馆协会制定的《博物馆职业道德》明确申明:“博物馆专业工作人员不应直接或间接参与自然或文化遗产的交易”;“博物馆专业工作人员不应向公众推荐特定的交易商、拍卖商或鉴定估价人士”。
孙华:
专家要遵守做人的基本品质
(北大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表示:他不反对某些专家为拍卖行、企业或个人的藏品做鉴定,尤其是拍卖行,必须有专家为进入市场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关,以保护收藏者的权益。不过,在盗掘古墓和贩卖历史建筑构件成风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文物市场还不规范的现状下,在我们还将文物当作一种财富的储藏手段和升值手段的社会氛围中,我们的文物鉴定专家参与这些鉴定活动,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将假古董冒充真文物来骗人谋利,这是从古至今都有的事,所以才有长于鉴赏的专家来鉴别真伪。而专家鉴定出错有两种情况:多数情况是专家的鉴定知识落后于作伪者的作伪水平,看走了眼;少数情况则是个别专家受利益的诱惑与作伪者合伙骗人。十年前,我就目睹过专家勾结奸商行骗的事情。”孙华说,有个伪造了大批三星堆风格玉器的人与文物鉴定界的两位知名玉器鉴定专家一起,硬把这批假古玉说成真古器,并游说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以一种热爱家乡、捐献文物的假象,试图用有偿捐献的方式将这批假三星堆玉器卖给三星堆博物馆。幸好许多三星堆文化研究专家仗义执言,加上三星堆博物馆的负责人坚决抵制,博物馆才没有成为“冤大头”。“我尽管不太擅长玉器鉴定,但一看就知道这些玉器没有一件是三星堆古玉器。例如,在这批假三星堆玉器中,有一件捧蛇半跪玉人,它是作伪者模仿洛阳金村铜人和三星堆铜蛇创造出来的。由于当时三星堆铜蛇还没有修复,有关展览图录只公布了铜蛇的前半截,作假者按图录创作的这件玉人也就只捧了半条蛇。这样的假古玉,那两位专家绝对不可能看走眼,他们之所以要把这批赝品说成真品,只是为了与作伪者合伙骗人”。
至于专家面对金钱的诱惑应恪守哪些原则,孙华气愤地说:“这还需要说吗?文物鉴定专家要遵守的是做人的基本品质——诚实,而诚实之外的事是我们国家今后在制度建设上要做的。”
(北大教授)
宋向光:
博物馆从业人员不能估文物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宋向光表示,请专家帮助把关,说明收藏家心存谨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知识的尊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文物和古代艺术品的流转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状况。但收藏者必须依靠自己的知识、判断力和胆识,来确定收藏品,并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不要让博物馆从业人员为文物估价。
由于一些社会媒体的误导,很多人将收藏古代艺术品视为发家致富的捷径,期待着“花小钱捡大便宜”,将收藏简化为“捡漏”与“打眼”,在一夜暴富的梦想与一枕黄粱的现实间游走。知识成为交易的成本,一些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也就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刺激了供给,一些专家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了这一大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被估价24亿的假金缕玉衣、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等,都牵扯到数目不菲的金钱。这些专家也是凡人,面对金钱诱惑,难免有私心杂念。如果决心混迹于江湖,随市场经济大潮随波逐流,旁人也无话可说。但希望这些人凭真才实学去打拼,不要再为自己扯上‘某某博物馆研究员’的大旗。”宋向光说,“如果决心坚持学术良心,维护文化使者名誉,那就明明白白告诉众人,恪守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不为文物或古代艺术品估价,不为文物交易牵线搭桥。”博物馆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物收藏的科学内涵和文化价值,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妥善地保护这些古物,但绝不会为私人的藏品估价,其原因就是博物馆不仅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承担着提高公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尊的责任。国际博物馆协会2004年通过的《博物馆职业道德》明确申明:“博物馆专业工作人员不应直接或间接参与自然或文化遗产的交易”;“博物馆专业工作人员不应向公众推荐特定的交易商、拍卖商或鉴定估价人士”;博物馆“对其他物品进行估值,只能是应其他博物馆、法律赔偿、政府或其他主管公共权利组织的正式要求”。
宋向光最后强调:我们呼吁那些借专家之名来提高收视率的社会媒体,要对民族文物有敬畏之心,对博物馆有爱惜之意,不要再让博物馆从业人员为文物估价。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切实遵守《博物馆职业道德》,也要谨记古代哲人的教诲:“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朱万章:
因水平问题而走眼者可原谅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认为,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在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情况下,专家适当地参与一些和市场紧密相关的鉴定活动,一方面可以加强和社会的接触,学以致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在书斋和库房中学到的鉴定知识,不断提升和更新鉴定水平。但在任何情况下,专家都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能为利益所绑架。在很多国家,如果出现过一次因为道德问题而引发的鉴定问题,可能就会被终身禁止从事这种行业。
“事实上,自古以来的很多大鉴定家,都是从市场上跌打滚爬过来的。对于专家‘打眼’的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朱万章说,“我对‘金缕玉衣’、‘壶王’等事件并不了解,所以不便发表评论。但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文物鉴定专家,遵守起码道德准则是执业的基本要求,甚至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当涉及到某件文物鉴定的时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专家是水平问题——可能专家真的就把那些假的东西看成真的,这种情况不应过分指责,只能寄希望于有关部门今后能制定相关的准入制度和职业教育,以提升这些鉴定家的业务水准;另一种是明明知道是假的,但因受利益驱使,而违心地鉴定为真的。这种情况就是道德问题了。在很多国家,如果出现过一次这类因为道德问题而引发的鉴定问题,可能就会被终身禁止从事这种行业。有关部门也可参照这种做法,以对那些不讲行业道德的人起到震慑作用。”
张广天:
优秀收藏家不迷信专家
(著名收藏家)
“专家走出学术机构或博物馆,参加市场活动,本也无可厚非。因为当市场的商品涉及到极为专业的层面和品位时,如果没有专家介入,会影响交易水平,也影响商品价值判断。不论古今中外,专家参与市场行为司空见惯。但问题是,专家面对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入市场前,必须补上市场这一课。”收藏家、著名导演张广天说,优秀的收藏家并不迷信专家,仅相信自己的判断。“好的收藏家,如潜龙如猛虎。他们以不变应万变,从倒下的专家权威中获得树立更高权威的机会。要说,这样的混乱,对未来整个收藏界,或许是更大的转机。”
我国目前的收藏市场,鱼龙混杂,造假手段比学术研究手段更丰富,无所不用其极。当防的一方手段低于盗的一方时,盗者必赢。从现代考古这个角度出发,严格地说,我们相对于国际同行,起步算晚的,我们基本停留在对形制、图案、工艺、风格等的研究层面上。但造假的一方却比我们更有学习热情,他们借助了许多新科技手段和新研究方法,从微观方面,从物理化学电子方面,都获取了很多有效的经验。魔高一尺,道并未高一丈。“因此,知识结构的老化和对市场的生疏,就会一夜之间让专家不成其为专家,让专业瞬间化为业余。”不过张广天认为这不是坏事,因为让专家吃吃市场的苦头,可以得点教训,不至于始终坐在象牙塔里夜郎自大,可以获得更新再学习的动力,来促进我们的考古和鉴定方面的学术长进。
“据我所知,还有一部分专家玩得更转。他们被人家请去并不是鉴定,而是做局。一件藏品,不论是不是有价值,必须以专业鉴定的程序论证其有价值,然后转手推向市场,让下家接盘。你想一个假东西,不值钱,有专家集团异口同声地论证700万的价格,别人怎么说话呢?这叫‘收买话语权’,然后再利用收买到的强势话语去压市场。商家给了钱,‘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何谈学术操守?”张广天说,“但是,我个人对此也不义愤。有人请你做这样的局,必然还有人请另外的专家再做一个更可怕的局。所谓‘负负得正’。市场需要正反竞争以达到平衡。将来,经过洗牌淘汰,一定会逐渐产生一套规则让这个市场继续玩下去的。再说,真正有眼光的人,并不相信这样的局。”
“我从来不相信道德和伦理的作用,这些个东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从来没有帮助过什么人坚守住自己。专家要战胜金钱的诱惑,必须真正了解他的专业和学术的真价值。”张广天说,“当他们有一天知道自己坚守的是千金万金亿万金难买的东西,他们就战胜了小钱的诱惑,可以成为大家。专业不是随便出去用的,而是要花大价钱养的。你养得起,就升值;你养不起,就贬值。吃亏的,终究不是别人,而是那部分养不起的穷专家。”
中西玩收藏 目的各不同
思考
这种专家与造假者勾结骗人的情况,在艺术品市场规范有序的西方是否也存在呢?实话实说,由于国情不同,类似的事情在西方鲜有发生。
据孙华介绍,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世界富人收藏文物,一是有购买文物的经济实力;二是对文物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收藏文物主要是满足自己的某种嗜好,而不是把文物当成赚钱的商品,也不是为了将这些文物作为可以保值和升值的财富传给子孙,以期“子子孙孙永葆用”。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也很健全,持有高价值的文物或将其转让或遗传,会被征以很高的财产持有税、转让税和遗产税的。因此,在西方社会里,私人的文物最终都会回归社会,进入公立博物馆和艺术馆,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
“然而,当今许多中国人并不具有鉴赏文物的素质和收购文物的经济实力,他们要么将文物当作一种财富的保值和升值手段,试图低价收些文物,今后再高价卖出去;要么将持有的文物作为一种占有国家资源或转移非正当资产的手段,以要修建博物馆等名义占有原本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土地。”孙华说,“我曾听说某文物收藏家找到当地负责的官员说,我热爱乡土历史文化,收藏了许多文物,却无力修建博物馆将其保管好并陈列出来,希望领导给我块土地盖博物馆。这位官员为这位文物收藏家的热情所感动,于是免费提供或低价划拨一块土地给这位收藏家。我还曾听说有些私人博物馆游说国家官员,说我们民营博物馆无钱经营,要求国家像对公立博物馆一样给民营博物馆提供运营经费。我个人以为,这些要求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私人收藏文物和建立博物馆本是有钱人的游戏,你没钱收藏文物和建立博物馆,就不要参与这样的游戏。绝对不能用任何借口把纳税人的钱转变为某个私人的资产——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吴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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