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国神话丰富多彩的宏大体系

2012年01月15日 06:27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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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平

新世纪初，我意外邂逅分别二十余年的幼年伙伴——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施大畏先生，并由此更意外地唤醒了我的一个久远的旧梦——对瑰丽的中国神话进行系统的重构。就数量言，中国神话绝不少于希腊神话，但因缺乏系统，情节简单，缺少后者那般震撼性的感染力；然而当时大畏的巨幅新作《开天》，却第一次使我感觉震撼。恰好，大畏也有绘制中国神话系列的计划，又恰好次年——2003年，我们同任全国政协委员、同住北京二十一世纪宾馆，并有幸与导演吴贻弓先生朝夕为伴，于是宾馆的咖啡厅成了我们每晚讨论文艺问题的小小沙龙，而神话题材的再创作更是核心的议题。回来后时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的知名作家孙先生更一眼觑中，大力支持。于是讨论由北京移到了上海，所谓《中华创世纪》的四人策划小组，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位画家、一位导演、一位作家，再加上我这个文史工作者，这个小组也许有着一些机缘凑巧的天然优势吧。讨论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一年余，其间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又给了我们深深的刺激与鞭策。当奥林匹斯神山上的诸神，一队队在面前掠过时，我们在震撼之余，更深切地感受到：系统性确是重构中国神话、发掘其内在意蕴、展示其宏伟风力的第一要素。

其实构筑中国神话系统的努力，约两千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大畏的作品与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使我进一步确认了多年来的一种感觉：历来的努力——上至学术性探讨，下至通俗小说，在方法上似乎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历代对史前神话谱系的筑构，都是以排列帝王世系的办法来进行的，而深层的原因则是流传久远的五行相生相克说。每一个新朝，甚至“山寨”草头王都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作为本朝本王应运而起的德性代表，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传说的五方之帝中相关的一位地位抬高，或径作世祖神，或挤入五方之帝的行列。而近现代的史学与神话学研究中的有关世系，虽然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但是由于摆脱不开传统模式，总想以考古资料证成一种确凿的世系，因此对考古资料的诠释往往就有先入为主之嫌。于是当将数十种互相抵牾的世系对照以后，我反而坚信，排列确切的史前圣君世系，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然而，另一种系统的构筑，则是可能的。远古神话传说最早的成文资料，大多保存在始于周秦盛于两汉的子书，也就是思想史著作中；部分见于史籍的，也都以援古证今的形态，渗透着讲述者的观念、意识。这说明，自有文字以来，早期中国的哲人们对于远古神话有一个远比世系构筑更重要的着眼点，这就是其中所包蕴的思想、精神元素——宇宙是怎样形成的、文明是怎样开创的、人的德性应当如何等等。而种种元素，又无不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古老命题，即“三才”——天、地、人的相互关系来展开，来重新阐述。这里最有启发性的是据传为孔子所作的《易经·系辞下传》。它最早勾勒了伏羲、神农氏、轩辕氏、尧与舜这样一个古圣人系列，然而着眼点，则在于这些传说中的华夏族的始祖们如何“法天象地”，导引初民们走出蒙昧，而不在这个世系本身，更没有五行生克的印痕。这就启发了我，应当淡化古帝世系——仅把它作为讲故事的一条线索——而主要从精神层面来重构远古神话，从中华先民们怎样逐渐认识宇宙，同时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的历程中，来展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因此这部小书也可以名之为《中华创世纪》；而《易经》所勾勒线索的以上品性——最早而朴素，自然也就成了承载创世故事系统当然的首选线索。因此不必把《中华创世纪》作为信史来读，而不妨视作对于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本溯源。这就像大畏的 《开天》，虽然模糊了又一传说中的始祖神盘古的形象，却反而从墨沈淋漓中，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它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这一近十多年来被无数次讨论的问题。要言之，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二语。这是《易经》纲领性的乾、坤二卦——它们代表着生发万物万象的纯阳与纯阴、天与地——开宗明义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提挈了《易经》这部展示自有生民以来早期中国原始思维的经典，归根结蒂，讲的就是人应该如何法天象地——既参与天地造化，又与天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从而动静变化，生生不息。而其中对于宇宙万象的认识（宇宙观）与对于生命价值的体认（价值观）二者的高度统一，更显示了中国思想传统的鲜明的民族特性。也许正由于此，我们的著名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很早就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而刻石耸立于校园之中。而今天我们所提倡的自主创新、社会和谐，也应当本源于此。当我的这一意见得到策划组四人与创作组其他两位——复旦大学的骆玉明、汪涌豪教授的一致认同时，《中华创世纪》所希望构筑的精神体系，也就纲举目张了。

对于创作组而言，面临的又一难题是长则二三百字，短则十余、数十字的中国神话，故事性不及希腊神话丰富。好在有一个现成的范例——鲁迅先生的 《故事新编》。鲁迅甚至直接以神话素材，创作了《开天》《奔月》《理水》等洋洋洒洒的新编故事，并赋予它们以时代性的新思维与新理念；现在，《中华创世纪》所要做的，便是用以上我们对中国神话内在精神的体认，构筑起一个更丰富多彩的宏大体系。我们充分利用了神话学“时空压缩”的原理，在以上叙事线索中，有时会对素材作合理演绎，有时也将内容相近的故事集中处理；当然也会有对同一神话不同版本的取舍，也会有必要的细节描绘与场景渲染。然而一切重构均非空穴来风，其核心内容，必有相关的文献或考古依据。此外，有机地延及一些历史文化知识，以博趣增知，也是这本小书不同于其他神话故事、演义的一个特点。这当然与创作组二人的学人性格有关——尽管往往自讨苦吃。

禹的故事，是我们最费心力的部分。大禹是远古神话中最后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但不同于尧舜之前，他更是一位有信史可征的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也许是孔子一方面高度称颂大禹，另一方面又将他所构筑的史前圣人系列截止到舜的原因所在。当二稿完成后，我们重新比对史料时深深感到，对禹的介绍仅限于神话传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又花了将近半年时间，集中研究了以《禹贡》学为核心的大量历史资料，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写成了现在这样，以复原大禹治水的基本历程为线索的叙述构架，并参以神话、辅以想象。应当说《中华创世纪》大禹治水部分是不尽为神话的 “神话”——作为中国神话收官的大禹以及他的群体，在真实的历史践行中所体现的德性、智慧、胆略以及思辨与组织执行能力，恰恰印证了我们对中国神话系统本质精神的上述体认是合理的、正确的。因此我们愿意以一个崭新的大禹形象奉献给读者，作为宏大的《中华创世纪》故事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