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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当代文化工作者群像

《见解》  燕舞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见解》一书中,专访对象中涵盖了作家、学者、艺术、海外文化人、记者等文化工作者。专访没有局限于堆砌出一堆堆陈旧的文字,而是着力于通过这一缕缕油墨清香,细细品味华语圈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并试图凝塑出一个有别于传统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的群体雕像。

以章东磐、吴思、崔永元三者为例。无论学术功底,还是条件优势,未必甚于体制内的学者。但这三人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瞄准一个不为传统文化工作者重视的目标,数年如一日地精耕细作。像推出《父亲的战场》和《国家记忆》的章东磐,充其量只能算是半路出道的“田野学者”,他的本职是卖手电筒。只是因为一次西南之旅,偶然被中国远征军那些散落于民间的故事深深震撼,于是激起收集并还原这段历史的强烈愿望。吴思这个名字的出现,很多时候与“潜规则”三字相伴而行。借助早先的记者经历,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回炉与深加工,历经长期反复琢磨,吴思最终总结出具有浓厚儒家特色的官场文化——《潜规则》。潜规则真正为人所知,并成为一个轮廓清晰的社会现象则是在成书的十年后。以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闻名的崔永元,荧屏之外,一直专注于口述历史的挖掘记录。他的团队至今已经采访了4000个人,存下300多份口述历史影像资料,500万张照片。按照崔永元的理解,收集这些人类文明的碎片,“千百年后让后人有一个研究的参照”。

透过这些看似偏执实则真挚的群体,读者得以窥探那些蕴藏于田间地头,偏向于个人努力的文化耕耘图景。他们不仅有一个不甘于不拘泥于现状的执着性格,更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灵。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还算不上知名学者,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甚至算不上是专业的学者,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专业学者所能承载的厚重意义。这些文化工作者的努力,特别是所取得的成就至少表明了两点:其一,从事文化工作不是传统专家学者们的专利;其二,对于这些研究“冷门”,不仅需要储备大量知识,还需要大量时间支撑。

替他们倍感欣慰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汗颜的是,站在这一以孤寂群体对立面的另一个群体更为庞大,但他们却热衷频频出镜,难以抑制住追名逐利的浮燥心态。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到底有何风骨?身处抗战时代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南联大,不仅头顶上有日军的飞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学者们生活也是倍感艰难。不过,生活的艰苦丝毫不影响学者们传经授道的激情。为创造吻合作品的情景意趣,国学大师刘文典特意在校园的月光下开讲《月赋》,结果好评如潮。“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是何等的奇观:白天躲日本的飞机,晚上聚于月光下讲座!

遥想当年,我们不能不追问的是,在物质富足无与伦比的今天,我们的学者群体还有多少能够像些大师们潜心究学?有多少为人师者会像这样月下竞教?

不必奢望仅仅一本书便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见解》更像是当代非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的一组群体雕塑,从他们的身上,读者至少可以感受到一股带着泥土芬芳的气息:执着与坚守,孤独与睿智,勤勉与收获。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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