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历史遗存的一面镜子

2012年01月15日 04:07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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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朱天心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2月

锐角度

历史总是太容易坍塌和崩溃，它要么是侥幸逃过战争炮火的故宫，要么是惨遭愚蠢焚烧的阿房宫，又或者可能是神秘消失的巴比伦，总之，对历史保持敬畏的最好方式就是修护遗存、捡拾记忆。眷村人所做的，便是对于共有往事的保护，以及对个体自我的尊重。1991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部小说诞生之时，台湾外省人集体在政治派系争斗的罅隙中生存十分艰难，因此，她自觉日后的所有关于眷村文化纪念或描述的书写都显得过于甜美和钝厚，不如她当日这部作品张嚣尖锐，展现的尽是眷村人“负伤哀嚎的困兽身影”。朱天心在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把眷村人称作“兄弟”，一方面在于她自身也是眷村子弟，另一方面在于她不愿一代代人成为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否则，当时日飞逝，人们对于历史的追忆便只能落得“刻舟求剑”式的下场——一切方法都在，可一切却斑驳了。就如同其胞姐朱天文在《荒人手记》中所说：“我终于了悟，过去我渴望能亲屣之地，那魂牵梦萦的所在，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过。那不可企求之地，从来就只活在文字之中的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眷村人自身对于眷村的情感也在发生漂移。对于第一代眷村人而言，这里是他们治疗乡愁的安身之所；对于第二代眷村人来说，眷村又成为他们生于斯而长于斯的家，大陆的老家地址只是脑海中的一行文字，当他们个人在成长时，眷村的形貌和体质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生活空间的瓦解逼迫他们走出竹篱笆与台湾的其他群体汇流，这也就是长期关注眷村文学的齐邦媛为什么会一再强调：眷村文学是眷村作家继承了父辈的乡愁，其后在自己的土地上“二度辞乡”的产物。因此，我们还要格外关注接下来的第三代台湾外省人如何看待现实的家与想象的故乡之间的交错。可是不管怎样，他们对于眷村的每一段新鲜讲述都会在这块斑驳的“百家布”上增添参差错落的针针线线。

台湾著名女作家苏伟贞在2004年编纂《台湾眷村小说选》，致力于建立“眷村小说史”和“眷村文学史”的过程中，不由得心生感叹：“眷村子弟江湖老”。和她同情同感的自然还有同样身为眷村子弟的女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俩。跟所有身体和内心的漂泊者一样，这些善感的人坚持用她们最熟稔的方式——写作，来抒发和纪录共同的家园留给几代外乡人的回忆。

因此，在整个华人文学圈里，乡土气息极重的眷村文学表露出不容抹杀的个性和价值，广受关注。它是文字版的时代光谱和社会图像，从1975年朱天心的《长干行》算起，这些“村里人”遭遇生活空间的瓦解和生活经验的转变，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边缘族类感”激发他们愈发热衷于探寻“我是谁”“我究竟从何而来”的课题。尤其在“度过成长岁月的家园消失之际”，他们遂保持着“辞乡”的心情为家园立传，“唯恐它即将被遗忘，遂急于将它捕捉、定影。”

在这群立传者中，就不得不重点提及朱天心，在台湾眷村文学史上至少是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频出。

1981年，朱天心获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奖的《未了》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透过一个叫做夏缙云的女孩，娓娓讲述了入住到搬离眷村的悠游时光，深刻演绎出历史时局的变迁、人事的悲欢离合，流荡与安居的生命情怀。

1991年，朱天心出版长篇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继续延展了十年前的乡愁，重新巡游她所生活过的眷村。除了要抒发内心再无故乡可回的伤痛，她还力图让那些“不知眷村为何物”的人理解：为什么外省族群总是被认为无法真心实意地认同这块土地？为什么包括她在内的眷村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人没有过想离开这地方的念头”？

眷村人除了要面对家国与现实、流浪和定居的撕裂，还要面对本地人对他们身世和命运的质疑。苏伟贞在《台湾眷村小说选》的序言里继续用文字的笔锋与不同的声音斗争：这些人在原本应该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与冲突，漫无目的地游荡，失去坐标，成为地球永远的漂浮者。篱笆墙终归被推倒，眷村二字已成为历史遗存，而其精神和记忆不死，全因心有眷念的朱天心们在这块红花仔布上绣上了文字的乡愁。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