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大敌是庸俗实用主义”
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指出,在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厚此薄彼跟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救亡图存使得人们“把超越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东西、原创的东西一概去掉,这个时候文化的大敌恰恰成了文化的原则,文化的大敌是庸俗实用主义”。
早报记者 田波澜
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复旦人文智慧课堂”之“国运与哲思” 2012新年文化论坛,1月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
论坛时长5个小时,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张汝伦、王德峰、王雷泉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等4位教授,就改革之困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分别从文化与国运、保卫社会、国家理性等角度进行了深度对话。
“庸俗实用主义损伤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媒体和学界的公共词汇。可是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却忽视文化繁荣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方式,在哲学学者张汝伦看来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他认为导致文化创造力萎缩的原因在于:这30年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吃饭问题,心灵的问题没有解决,这30年的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不是指文化的硬件,而是指人的思想、人的素质,这最值得正视。
对现代中国思想史也颇有研究的张汝伦同时指出,在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厚此薄彼,跟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文化贫瘠的根源得从更深远的历史社会变迁去挖掘:中国的文化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从近代开始,我们把超越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东西、原创的东西一概去掉。这个时候文化的大敌恰恰成了文化的原则,文化的大敌是庸俗实用主义。从晚清开始只要能够救国,“管几百年、几千年的东西都被扔掉”。
这种催生出来的庸俗实用主义,在张汝伦看来已经弥漫到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的各个层面:“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种工程师思维,认为制度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制度不解决问题,人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制度是人发明的,制度靠人去执行。你若没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没有想像力,没有高远的追求,只知道金奖,房间里都是证书,你有可能成为大师吗?”
“货币渗透到社会细胞”
与文化重建相关联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重建问题,因此,健全社会的成长也是论坛上激荡4位学者热烈讨论的议题。
王德峰认为可从三个层面来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之一是今天社会中出现的丑恶现象。之二是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原则漫无边际,货币标准渗透一切社会细胞,一切社会交往几乎都被货币化。之三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丧失了基本的信任。
在王德峰看来,面对这三个层面,不得不提出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本身的生存权。
道德重建仍是良药
如何解决这种种隐藏在中国崛起论述背后的巨大危机?
清华大学法学家许章润提出4条建议,这其实也是他心目中构建国家理性、实现制度转型的蓝图:
第一,建设和发展经济社会,也就是王德峰所说的保卫社会。健全的社会形态首先以财富的创造、传播、分配、销售为目的,因此这个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
第二,这样一个社会一定让普通人过上幸福生活,自由消费和身心愉悦,我们称之为幸福社会。
第三,这个社会一定是尊重人类的情感,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传统、亲友之间的自然联合一视同仁,我们称之为伦理社会。中国要重建伦理社会。
第四,这个社会一定能够制衡权力,每一个自然人通过伦理社会变成道德之人,通过公民社会变成公民或国民。这样一个社会一定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公共方面协调一致,是高度成熟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政治社会。
无论是文化重建,还是保卫社会,在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王雷泉看来,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改变)人心。
面对被庸俗化的“唯物主义”和物欲横流的功利主义,如何重建社会精英的“道德血液”?
王雷泉认为,应该从佛教等各种宗教思想里去接引道德资源和人格资源,“我们生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对物质的追求,去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而应该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生活。”
只有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与多元化以后,中国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更加尊重的有文化创造力的大国,才能实现张汝伦期待的“有内在的风度和内在的涵养”的文化大国。这样,中国才能获得一种自觉而富有灵活性并且不乏价值内涵的“国家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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