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你们的生命故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2012年01月09日 06:12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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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颖

尽管和尔冬强同在一座城市，但要见到他也并不容易。一年中，他至少有2/3的时间在路上，正是这一直在路上的生活，让尔冬强的脑子里充满着各种奇思妙想。去年年底，他在艺苑真赏社的“海上博雅讲坛”和上海博物馆，各举办了一场讲座，面对面听他说自己的行踪、计划和梦想，那一刻，仿佛你也被短暂带离了地面，那是飞翔的感觉。

活着的人是集体记忆的容器

记者：过去你以整理“视觉文献”而闻名，现在从视觉文献到口述历史，促动你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尔冬强：历史在飞速往前奔，我也在奔，但我是拼命往回奔，往历史深处奔。以前整理的都是物理景观，老房子、老家具、旧的器物等，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然也是解读历史变化的一种凭据，但是这过程中我发现，还有大量不可见的东西埋藏在民间，它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解读有关。一代人不在了，这些东西也就没有了，这些还活着的人，是集体记忆的容器，盛放了中国变化的各种个体记忆。他们的记忆，是历史书上所没有的，因为这些人都很普通，但历史的进程在每一个身体上都会留下痕迹。

记者：为什么如此着迷历史？

尔冬强：我在青浦金泽有个视觉文献中心，里面设了一个名人堂，有200多个清代、民国以来的名人照片，当年他们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价值从历史黑洞里打捞出来。

记者：为朱家角做口述历史，是否与你的古镇情结有关？

尔冬强：1965年的秋天，我六岁，父亲说，你马上要读书了，应该让你多看一些东西。他带我去了朱家角郊游。对于一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朱家角的一切都是新奇、好玩的：宽阔的漕港河，往来如织的船舶，好像有着运不完的货物，高耸的放生桥，赶集的乡人，脸上带着知足和安详。后来，我长时间流连于中国乡村，拍摄了大量有关中国乡土文化、民间艺术的题材，我想，那都与儿时江南水乡给予我的文化记忆有关。198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和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合作拍摄大型画册《江南古镇》，当时我开着新买的吉普车，深入走访了江南50余个古镇。重温儿时的美好感觉，让我非常快乐。

记者：你在朱家角，以什么方式进行工作？

尔冬强：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在八个月的时间里采访了150位朱家角民众，涉及三百六十行，大部分用MP3录了音，本书最终定稿选择了120个人的口述故事，我为其中百余位被访者拍摄了人物肖像。当时，为了采访这些茶客，还专门在朱家角北大街开了一间茶楼，在氤氲着沧桑历史的老屋里，与茶客品茗长谈。这些茶客，有米老板、油漆匠、卖油徒，有些行业，已经逐渐消失，关于这些行业的口述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记者：怎么看待口述历史的价值？它是否也会出错？

尔冬强：因为是口述历史，有的人会因为时间久远出现记忆偏差，还有的人会故意夸张或者掩饰，但这都不要紧，哪怕添油加醋而演变成了传奇。因为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难免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版本，除了遗忘，选择性记忆也是主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几个采集员，总是多次上门采访，有的多达五六次。

他们有着和父亲相同的表情

记者：你即将推出一部上海美国学校的口述史。最早你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上海美国学校的师生？

尔冬强：1990年代中期，我在绍兴路开了一家“汉源书店“，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通”，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生在中国或在上海生活过。我和我太太常常在书店遇到会说上海话、苏州话、绍兴话或宁波话的西方人，这中间就有许多当年美国学校的学生。

记者：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做这样一本书？

尔冬强：我和泰迪（韩立森，上海美国学校校友）也是在书店认识的，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下定决心要为这一群可爱的人编一本口述历史的图文画册。我为他们做问卷记录，让他们叙述个人历史、家庭故事，并提供家庭相册。透过这些，我看到了过去150年里这些活跃在中国大地的西方人的身影，他们中有传教士、医生、教师、商人、军人和领事官员，其中许多侨民在华已有四、五代人的历史。

记者：采访中遇到过哪些有趣故事？

尔冬强：很多故事都很有意思。比如有对夫妻把孩子留在上海美国学校，两口子跑到太行山打游击去了，他们的经历类似白求恩。当年有一大批白求恩这样的人物，今天被大家遗忘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挖掘出来。

记者：做口述历史，你得到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尔冬强：在编上海美国学校一书过程中，我看着泰迪为我拍摄的工作照，看见那个站在美国旗帜下已经不再年轻的我时，真是百感交集。我弄不明白自己父母、祖父母的故事，却执着地为另外一些看似不相干却是生活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们，编了一本如此丰富的书，这令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有着和我父亲相同的表情：快乐、阳光，带着那个时代的温暖。

记者：书出版后，你还计划把这些故事搬上银幕，你会自己做导演么？

尔冬强：相比这些主人公传奇的一生，书中拾掇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书中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编写一本厚重的非虚构小说，这也许是我后半生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为电影准备的脚本，我一直很想拍自己的电影。

记者：你和你的口述历史对象之间，是否会建立起比较深的感情？

尔冬强：2008年在上海美国学校的聚会上，我对那些受访的老人们说：各位长辈，我能够和你们促膝而谈，倾听你们的生命故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说实话，看见这些与我父母同时代的人，经历了那么多战争的离乱，今天依然健康快乐地生活，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我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我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但我会像孝敬自己亲生父母那样来孝敬他们。

做口述历史有种紧迫感

记者：你的下一部口述历史著作《尔冬强和108个台湾老兵》，目前进展如何？

尔冬强：我去年去了两次台湾，但采访还远远没有结束。台湾不缺口述历史著作，我在那里买了一本厚厚的口述历史目录，几乎每一个条目都有人在做。我在仔细研究之后，觉得还有我自己的空间和角度。

记者：接下来，你还有哪些计划？

尔冬强：我的计划是一年做一本口述历史的书。这几年，我一直有种紧迫感，很多人故世了，他的记忆也被彻底带走了。

记者：口述历史真正做起来，是不是很困难？

尔冬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人家不愿意做的事，并不是别人做不了。比如做《尔冬强和108个茶客》，会有人问我，这种书卖得掉么？很多书我都是自费出版，不一定能收回投资。

记者：你平时总是很早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吗？

尔冬强：天气好的话，我五六点钟就起来工作，外出拍照；天气不好会起得晚一点，八九点钟到工作室。坚持天天去拍照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基本上不在工作室，就是在外面工作。

记者：在上海，你通常会在哪里出没？

尔冬强：我回上海后大多时间在工作室。在城市里我不喜欢开车，坚持步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对上海的老建筑有感情，每当有外国朋友来上海旅游考察，我会带着他们在不同的路线散步参观，一般是复兴路、思南路、瑞金二路那一带的老租界和装饰艺术建筑线路，可以比较深入地去了解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