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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

□人民日报评论部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中国前行的快速路上,每个人都迈开了新步伐,有人为了房子车子,有人希望加薪升职,有人想换一部苹果手机,也有人只盼攒够孩子的奶粉钱……但有个问题却是共同的:身处这样一个急行军时代,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安放?

“心累”或许是当今许多人的集体感受。有时是生活的压力让人难以喘息,更多时候则是这样的自我诘问:“天天这么忙碌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生活里,农忙之余是否只能打打麻将?扎堆抢购LV包是否就体现了身份?升官发财是否就是成功的唯一出口?当身体向着欲望一路狂奔,望尘莫及的精神又将经历怎样的挣扎?

还有多少人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之问”?源自两个青年的人生困惑,迅速引发全国范围的共同反思,第一次将“人为什么活着”,放在刚刚拉开改革大幕的中国来拷问,被称为“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几年后特区深圳的蛇口风波,与其说是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不如说是社会变动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碰撞。而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更传递着知识分子对“精神危机”的强烈焦虑……

应当说,在30多年中国人重构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精神家园的观照自始相随,只不过始终未成主调。当“小悦悦事件”令人悲痛震惊、问题奶粉使得人人自危,当诚信、善良、安全感成为稀缺资源,今天的国人已不愿是“道德贫困”的旁观者。将这种集体焦虑上升为国家行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命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充足的民意基础。

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一幕。马克思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如果说贫困年代过于强调精神力量,如果说怀念过去的“单纯”有些主观主义,同样也要看到,“仓廪食而知礼节”并非必然,物质丰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还会因此带来更多变数。

西方学者所描述的 “现代化后果”,同样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关系到公民国家,这种急剧的变化转型,释放了压抑的物质欲望,也带来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促进了社会的自由流动,却尚未形成新的公共意识;发展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格局,但还没有建立新的信用体系。转型期的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并不比发展经济轻松多少。

王国维曾把人的能力分为 “身体之能力”和“精神之能力”。同样,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从这个角度,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变量。

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如何寻回完整心灵那“丢失的一角”?如何重绘精神世界的和谐图景?哲学家赫勒曾经把“家”视作我们在文化和心理上由之开始,并经常向之回归的“坚实的位置”。与“现实家园”相比,“精神家园”生长着情感、智慧和力量,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凝聚着社会发展的共识。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能否拥有持久活力,我们的民族能否赢得世界尊重,我们的人民能否获得安定祥和。

(转载自1月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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