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阅读雨果到……简·奥斯丁

2012年01月01日 05:38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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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似乎是有点凑巧，近日买的两种书虽然都不是哈罗德·布鲁姆写的，但又都与他大有关系。“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8月）一下出了六本：巴黎、伦敦、罗马、都柏林、纽约、圣彼得堡，这六个都市的文学地图。布鲁姆作为丛书主编写了一篇《总序：心灵之城》，并为每一本写了一篇“序言”。另一是《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苏珊娜·卡森编，王丽亚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1月），布鲁姆为其撰写了“前言”，书中也收入一篇他谈《劝导》的文章。翻着这两种书，在本年度暮色渐浓之时，布鲁姆的形象在当今文学研究的繁嚣炫目、声光电幻的天幕之上仍然执著地徘徊，仍然带有打着布鲁姆式印记的焦虑与挽歌，仍然使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人会比他更热爱文学。

是的，“热爱文学”，我越来越意识到在今天要说出这句话是多么艰难。如果不像布鲁姆那样一直与文学相濡以沫，不像他那样在心灵的无边孤独中坚持与文学“正典”的不懈对话，不像他那样痛苦地敏感于文学真实而高贵的价值在妖言惑众的时代中日渐分崩离析，我们与文学的关系可能最后会形同陌路。虽然我并不一定很认同他老人家对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虽然我难以完全把那种“孤独的阅读”与对正典的推崇视作文学的唯一性，但是我无比珍视他对文学阅读与人自身的关系的睿智理解：“领受了美学的力量，我们便能学习怎样和自己说话、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赛或哈伯来真正的功用是促进一个人内在自我的成长……西方正典唯一的贡献是它适切地运用了个人自我的孤独，这份孤独始终是一个人与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布鲁姆《西方正典》，上卷，第41页，高志仁译，立绪文化，1998年1月）“学习怎样和自己说话”、学习“怎样承受自己”——这是典型的布鲁姆式的精神成长教育，与时下的大学所教的如何与别人说话、推销自己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我说无比珍视这种看法，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与文学结缘的路径恰好不是这样的。最近读台湾学者陈芳明的一篇谈尉天骢教授的新书《回首我们的时代》的文章，发现两岸某些“热爱文学”的青年学生有着类似的心路：“不同的命运轨迹，歧异的政治信仰，藉由文学的取暖，找到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的道路。为了一本杂志，青年作家跨过省籍界线，追求一个共同的心灵故乡。在那里，他们探索历史的尊严，培养人格的尊贵，建立友情的连锁。所有的危机意识，荒凉的孤绝心境，都在梦想的追逐过程中完全软化。远在政治解冻之前，社会底层的作家已经展开和解的行动。”（ 陈芳明《回首他与我们的时代》联合新闻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至今仍然珍惜在那种时代氛围中与文学的结缘，同时也因为这样，更意识到真正的热爱文学是多么不容易和多么曲折。

这就不难理解，当年我们可以狂热地阅读像《双城记》、《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小说，却难以进入简·奥斯丁的世界。布鲁姆说，“我们像是奥斯丁的孩子，在她的小说中看到并直面我们自身的痛苦、我们自身各种异想天开的念头。正因奥斯丁培育了我们的心智，我们感到她解释了我们何以为我们。”（《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前言” ）回首1978年春天的校园，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雨果的孩子，在他的小说中看到并直面我们的“九三年”、我们的“悲惨世界”，我们感到他解释了我们应该何为。如果说布鲁姆认为“时下那些对奥斯丁作品进行‘政治化’阅读的人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她的作品”是颇有道理的，那么我们过去对雨果的“政治化”阅读是否也是这样呢？其实，我倒认为“政治化” 阅读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何种“政治化”。拿简·奥斯丁来说，虽然她的小说回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社会时政的直接描写，但是当她描写上层社会中人对财富与爱情看法的时候，对社会压力与性别政治的思考就并非是强加的和不重要的。又比如，路易斯·奥金克洛斯在《简·奥斯丁与美好生活》一文中认为，“简·奥斯丁让她笔下那些低贱小人很容易获得成功。她真是深通人情世态的行家，了解所谓‘伟大生活’有时候如何捉弄人。”（第153页）“低贱小人很容易获得成功”，这难道不也是政治社会的某种生态吗？只是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奥斯丁的时候，应该特别记得布鲁姆的提醒：“奥斯丁委婉地提醒我们应该摒弃‘伪善’。依照约翰逊博士的看法，所谓‘伪善’就是说一些悦耳的陈词滥调、人云亦云的套话。这些东西在奥斯丁看来毫无用处，对于我们也不例外。”（前言）因此，从雨果到简·奥斯丁，应该驱除的是这种伪善的政治化阅读——过去我们的文学教科书那些可称作陈词滥调的政治化叙述既是伪善的，更是毫无用处的。

文学与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关系也同样投射到于城市文化的生长脉络中，因此研究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的外部研究的重心之一。“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所收六本著述的都是从城市与文学家创作经历与精神印记的关系的视域出发，可以说就是文学的城市地标或城市的文学地图。布鲁姆在其总序“心灵之城”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从作家与文学名城的关系，由此讨论城市的重要性；二是关于城市是文学的主题和元素；从这方面来看，城市更加重要。布鲁姆以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为哺育西方作家的精神源头，因此他认为亚历山大城是西方作家的摇篮，“所有艺术上有所造诣的西方作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亚历山大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到公元三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总序）。关键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是以精神与心灵来维系的。如今，尽管“亚历山大作为心灵之都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但是当我两次来到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仍然感到有种心灵的微微颤抖，但不是因为布鲁姆说的与文学的关系，而是因为整个西方古典世界的结局与转折。

文学家与城市中某一区域、某一处地点的关系常常会使人产生各种情感，有些地点会使人感到无限伤感。比如，当我们走在罗马著名的西班牙台阶上的时候，怎能不想起济慈住在这里的时候，那种疾病缠身和失恋的凄凉？莫顿说，“我一看到这些台阶，就想起济慈弥留之际躺在台阶脚下的房子里。他透过黄棕色的窗户向外瞥了一眼，目光停留在台阶上。它们是他看到的尘世间最后一道风景。”（转见福斯特、马尔科维茨《罗马文学地图》，第156-157页，郭尚兴等译，上海交大出版社，2011年8月）。这种“文学地图”对真正热爱文学的读者来说，简直就是灵魂的补剂。

与这种“文学地图”（literary places 或the atlas of literature）不同的另一种“文学与城市”研究是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它研究的是文学如何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和城市的变化如何促进文学的转变，亦即共处于人类文化史中的城市与文学的相互关系。这部著作从研究方法论到具体的问题意识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和启示，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产生关于城市的文化现实感和对未来的忧虑及乐观之情。“我的结论是，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同时我认为，城市的兴起与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有割不断的联系……”（第3页）“对城市的阅读只不过是另一形式的文本阅读。此外，这种阅读还涉及知识的历史或文化的历史，它对城市，对文学想象中的城市的描绘方式都有很大影响。”（第380页）其实就是一句话：从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读懂人性与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