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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花道 源于南京

日本花道 源于南京

说到插花艺术,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花道。其实日本的花道源于中国;而中国的插花,又发端于南京,始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前供花。

佛教的传入

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

在多花的江南,插花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南京,“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旧时南京,从早春到晚秋,街头巷尾都有提篮推车的花贩,小菜场中也多杂有花摊,人们随时可以捎带一把应时鲜花,回家插瓶;花不必珍贵,瓶无须讲究,只取那一份自然的芬芳与色彩。如今街市花店越开越多,插花已成为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媒介;而一些正式场合,如会场中或商场外摆放的大型插花,新式婚礼中的新娘捧花、喜宴摆花,普遍使用的婚礼花车,那就十分讲究插花的技艺了。

说到插花艺术,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花道。其实日本的花道源于中国;而中国的插花,又发端于南京,始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前供花。

随着佛教的传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妙法莲花经 法师品》中提到对佛经的“种种供养”,“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以花供居于首位。

花供有多种形式,南京人比较熟悉的是散花。佛经中一再描写佛、菩萨或高僧说法时,会有天花降落。南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城南雨花台讲经,感动天女,散花如雨,落地化为艳丽的花石子,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雨花石。

现在常见的佛前供花则是插花。插花,指折取一种或多种植物体的非根部分作为花材,经过技术修整和艺术设计,插入某种容器,形成新的观赏对象,以表达情感和意趣。它同盆景、园艺、雕塑、建筑等一样,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

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

发生在南朝宋末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活动,发生在南朝宋末年。

据《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记载,南朝齐晋安王萧子懋,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的第7个儿子。他的母亲阮淑媛病重,请僧人做佛事求庇佑。有人献莲花供佛,僧人以铜盆盛水,把莲花的茎浸在水中。7岁的萧子懋哭着拜佛,说,如果佛让莲花直到佛事做完还不枯萎,就说明他的母亲能恢复健康。7天的佛事做完,莲花更加红艳,而且花茎上生出了根须。当时人都说,这是萧子懋的孝顺感动了佛。

据《南齐书》卷四十记载,萧子懋在延兴元年(494年)被害,年23岁,则他7岁当在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这年萧道成、萧赜父子已完全掌控朝中大权,正在做取而代之的最后准备;当时萧赜任侍中领军将军,不久又加督京畿诸军事,也就是首都建康地区的军事长官,他的家宅妻子,自然生活在都城建康;献花供佛的寺庙,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了。第二年四月,宋顺帝就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

这段记载中提供出关于插花的信息,有这样几点:一是以往所供莲花,多是无水干供的,所以和簪花于头、佩花于身一样,很快就会枯萎;二是众僧不但有“欲花不萎”的明确追求,而且已经懂得用器皿盛水浸渍花茎,可以使花较长时间不萎;三是水插莲花新生根须的事情,必不多见,所以才会特别为人传诵。

这也就说明,有意识的插花活动,在当时还属初萌状态;而类似的神化宣传,肯定又会促成器皿盛水插花供佛活动的流行。

百花之中,莲花因具有香、净、柔软、可爱四德,被作为佛教的象征,尤其受到佛教徒的崇敬。释迦牟尼的出生、说法、法像、建筑等,都与庄严的莲花分不开,大乘佛教经典中影响最为深广的《妙法莲华经》,经名直译就是“像白莲花一样正确说教”。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莲花已为人所喜爱,《诗经》中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咏唱,青铜器中有多种莲花造型出现,彩绘陶器中也有莲花图案。所以,面对着佛教对莲花的崇敬,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意外。

器皿插花的早期形态既是佛前供花,其首先流行于佛教盛行的南朝都城建康,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南京文化中,值得发掘的一个亮点,因此引起我对插花文化的兴趣,留心插花文献和现实发展十余年,最近完成了一部重述插花史的专书《拈花》。

盛行佛前供花的同时

器皿插花进入了世俗的生活

同样在南朝齐,还出现了插放仿制花卉的情况。

事见《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齐武帝萧赜病危时,召儿子萧子良进皇宫陪伴,萧子良让僧人在窗外诵佛经,萧赜居然就梦见了优昙钵花。萧子良便命人按佛经上的描述,用铜制作了这种难得一见的花,插在皇帝御床的四角。

这是永明十一年(493年)的事,距前述萧子懋故事,仅仅15年,可见插花活动发展之一斑。

优昙钵花,完整的音译是优昙钵罗花,简称昙花,号称三千年一开花。成语“昙花一现”即源出于此,但佛经中的昙花属无花果类,而不是今人所说的仙人掌类。

在南朝盛行佛前供花的同时,器皿插花也进入了世俗的生活。当时的诗歌中,已留下了采折鲜花供置盘中待客会友的记载。

如庾信《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春余足光景,赵李旧经过。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小船行钓鲤,新盘待摘荷。兰皋徒税驾,何处有凌波。”诗题中的昆明池,就是南京的玄武湖。诗人的船上准备好了盘子,就等采摘新鲜的荷花放进去了。盘中盛花的情形,在他的《杏花诗》中有描写:“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盘是扁平的器皿,盛水不多,也无法立插花枝,所以这一时期的以盘盛花,无论供佛还是待客,大约多半还是将采折的花枝,摊放在盘中。

随着插花技艺和规律的探寻,插花理论和程式的形成,是插花活动向插花艺术升华的标志。常被举为代表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张谦德的《瓶花谱》和袁宏道的《瓶史》。因为插花是今天的说法,在古代多称为瓶花、瓶供。这两部著述,堪称插花史上的经典,影响到整个东方插花艺术的发展。特别是产生于中国江南市民阶层趣味的《瓶史》,传入日本后,受到了日本新兴市民阶层的强烈呼应,对日本的插花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花道名家纷纷研究与仿效,并形成了花道重要流派“宏道流”。

张谦德是苏州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18岁的张谦德写成《瓶花谱》。《瓶花谱》在短序之后,分为8节,以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立目。可以看出,张谦德确实具有插花的实践经验,其撰述也是从实际操作的立场出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谦德在序言里,特别提到“厥昔金润,龆年述谱”的典故,以证明他年纪轻轻就撰写《瓶花谱》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只能知道,金润是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当时被誉为神童,早年撰写过《瓶花谱》,可惜现在已经失传,内容不得而知。但张谦德应该是看到这部著作的,而且很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如果金润这部《瓶花谱》流传下来,那么南京在重要插花文献的产生上,又可以多一分先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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