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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为什么》筹备第6版 向全国孩子征集问题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十万个为什么》:你问故我在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少儿科普读物,最初是由一个女儿缠着妈妈提问“问出来”的。参加编写这套书的一位作者,从北大化学系的本科生,最终成了著名的科普作家。这套书的“文革版”虽然是“政治挂帅”,却也帮助了一些人参加高考。50年后的今天,它在筹备出版第6版的时候,正在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孩子们征集问题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上海)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物理学博士万维钢一边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工作,一边在中文博客上发表科普文章,网名“同人于野”于是成了他的另一个身份。11月3日,万维钢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他为正在筹备中的《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撰稿,邮件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少儿社”)编辑孙正凡发给他的。远在大洋彼岸的万维钢对于这个邀请感到非常兴奋,他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这套曾经让他着迷的书伴随过他的少年时代,那时候他一直感到好奇的是:编写这本书的,究竟是一群怎样了不起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有趣的知识?

叶永烈就是那群“了不起的人”之一,作为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他当年参加《十万个为什么》编写的过程,和万维钢眼下的经历有些类似:1960年5月的一天,在北大化学系读本科的叶永烈收到少儿社编辑曹燕芳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罗列了一些化学方面的问题,请他用通俗有趣的语言来回答。从此,这个当年北大理科生里的“文青”,不仅加入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工作,而且最终成为知名的科普作家。

自1961年少儿社首次出版以来,《十万个为什么》已经诞生了5个版本,共发行1000多万套,累计超过1亿册。它不仅是国内第一套普及版的百科全书,也是国内影响最大、最畅销的科普读物。

一套有50年历史的“老书”正等待着新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向食物里加三聚氰胺?”

“为什么电脑键盘26个字母的排列是打乱的?”

“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吗?”

目前,《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的编纂工作正在筹备中,通过网络等形式面向全国的问题征集活动预计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

“‘地球是由几大板块构成的’,像这样的问题,不能再出现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里。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生动、有趣!” 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动物分册的作者讨论会上,该分册副主编、上海科技馆原副馆长金杏宝手举着某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说道。

一位作者当即提出,“有的知识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讲,又没有特别好的方式来提出问题,这确实很难。”

“各位手上有一份问题单子,是我们今年5月份向上海一些中小学生征集的问题汇总。小朋友们提的有关动物的问题最多,经过整理,把重复的去掉之后,还有5000多个。以此作为基础,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灵感。”少儿社副总编洪星范介绍说。

“问题”本身成了当天讨论会的问题。一问一答,是《十万个为什么》开创的一种科普形式。“提出一个好问题,甚至要比答案还重要。”这是《十万个为什么》第1版至3版的编辑、少儿社原副总编洪祖年传授给洪星范的经验。

向小朋友们征集问题,正是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做法,但起初,洪祖年和他的同事们却走了弯路。

1958年,曹燕芳30岁出头,是少儿社三编室6位年轻编辑中少数成家的一个。她的小女儿成天缠着她问“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会下雪?”“为什么星星会眨眼?”“为什么鸭子会游泳而鸡不会?”……孩子看见什么,就问她什么,还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

此时,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针对少年儿童的出版社,少儿社已经出版了一些儿童科普读物,反响不错,但比较浅显,大多是只有一两万字的小册子。在当时,随着中共发起“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形势下,三编室的编辑们已不满足于一些小打小闹的图书。曹燕芳和同事们一起商量:干脆出一本能够回答孩子们所有问题的“百科”式的科普书!

曹燕芳的女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些“随便瞎问”的问题,最终能够促成一套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

主意定了,书名又成了问题。办公室里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大家想起来什么名字,就写在黑板上,不好就擦去。什么“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每想出一个名字,就有人说:“勿灵!勿灵!”(上海话,意为“不行”)

最终某一天,有人想起来,苏联作家伊林有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还是这个名字最好,于是决定借用。

洪祖年解释说,实际上,伊林这本书的原名叫《屋子里的科学》,由于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国内出版社在1930年代引进这本书时,就借用了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将书名改作《十万个为什么》。

琢磨书名的同时,组稿也在进行着。一开始,大家本以为组稿很简单,直接找了一批师范学校的7名教师来撰写。谁知写稿竟用了一年时间,再等看到稿子,就更愁了:所有的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的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

“这样的稿子肯定不能用”,编辑们看到稿子后意识到。虽然组稿不够成功,但大家心里对于这套书的想法,却更加明晰了。

当时,按少儿社要求,图书编辑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闷头编稿子,要与少年儿童们保持接触。洪祖年就在分别位于市区和郊区的两所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去学校上几节课。和小朋友们混在一起,可以了解他们的喜好与想法,就比较容易策划出版一些孩子们真正爱看的图书。

洪祖年和一些同事因此想到,向孩子们征集问题。1960年下半年,三编室油印了1万份问卷,16开大小,打着横线,上面印着一句话: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为什么”。

利用各自的联系渠道,6位编辑发动起上海市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子们来提问题。两三个月后,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个大抽屉。

直到今天,洪祖年还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这些问题是孩子们永恒的疑问”,洪星范说,在正在进行的第6版问题征集中,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孩子问了相似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孩子,视角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提的问题依然给予编者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有的孩子问,“为什么哺乳动物的眼睛都长在前面?”这让动物学家一时都难以回答上来。

洪星范说,“我女儿和我一起看电视的动物节目时,就忽然问我,‘爸爸,为什么老虎总是单独行动,而狮子的出现总是一群一群的?’我当时就觉得,现在孩子提问的路数,已经和过去问‘为什么饺子熟了会浮起来’不大一样了。”

从叶永烈到科学松鼠会

“在实际编书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怎样写,也并不比提问题更容易。”少儿社自然科学读物编辑室主任岑建平感叹地说。

为增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少儿社找来百余位院士参与编撰,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任总主编,18个分册每一分册的主编、副主编,都由院士或该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领衔。主要作者阵容里,也有不少有名望的科学家。

这也是借鉴了老版的做法。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这些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富盛誉的名字,几乎可以在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审稿人名单中全部找到,其中竺可桢、茅以升等还亲自撰写了某些条目。

在第6版筹备出版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科学家一接到邀请就很痛快地答应下来。韩启德对“领衔”重新编撰这套书就充满了热情。他1968年被分配到陕西农村工作时,就在农民家里看到过这套书。

但是,在3月31日的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也有人坦承,他们可以为内容的科学性把关,但亲自动笔写科普,恐怕还是有一定困难。“知道好的科普文章是什么样,并不等于就会写。”

在实际工作中,果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的科学家仍是按照教科书的套路来写,岑建平只好发一些范文给对方,反复交流,“态度上很委婉,但对写作风格和文字,我们一定要做顽强的沟通”。

岑建平心里或许会羡慕曹燕芳那一代人。在编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时,曹燕芳想起来,她曾编过一本书叫《碳的一家》,作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大二学生。那本小书文字活泼,风格清新。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可以为《十万个为什么》写稿?

曹燕芳想到的这个作者,就是叶永烈。叶从小就是个“文学青年”,小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作。高考时,他听说北大新闻系不容易考上,就报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他结合所学专业,开始尝试写科普文章,“结果比诗和小说更容易发表,投稿一投一个准”。

按照曹燕芳给的问题单,叶永烈挨个写了一遍,写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还加了几个自己觉得应该列出来的问题。样稿发出去后,叶永烈收到的回信,是更多的问题。于是,就这样,叶永烈一口气写了化学分册173个问题里的163个,后来,又写了天文、地理、生物等其他分册的一些题目。这样算起来,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最早出的5本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由叶永烈一个人完成的。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1962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发给参加全国团干部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要求“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

三编室收到了好几千封读者来信。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有人对书里的解答提出疑问。叶永烈还记得,有人来信告诉他,在“重水是什么”这一节里,有关“重水在水里面的含量”这一数据不对。为核实这个问题,叶永烈还专门请教了北大化学系的老教授,一问才得知,原来世界各地的水,所含的重水比例是略有不同的。

为回应读者的热情,1964~1965年,1970~1976年,1980,1993年,以及1999年,在近40年的跨度里,少儿社又陆续出版了4版《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参与了每一版的撰写。

这套书在叶永烈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当年和妻子杨惠芬谈恋爱,去杨家提亲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但他一心向往文学创作,到单位不满一个月,包里装着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去了当时的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他敲开厂长办公室的门,报上自己大名,还没有来得及拿出书来,对方就高兴地说:“你就是叶永烈啊,我们正找你呢!”原来,上海科教电影厂当时正在拍《十万个为什么》这部电影,早就知道叶永烈是此书的主要作者,曾向北大要人,但没有成功。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需要服从分配的年代,在《十万个为什么》的“名牌效应”下,叶永烈如愿以偿地调动了工作。

如今,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撰,依然请了71岁的叶永烈出谋划策。在叶永烈看来,让科学家来写科普,有些不大“靠谱”。科技人员很难从专业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文字往往艰涩。“我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但曹燕芳编辑看出我有这个能力,启用了我。可见科普写得好的,并非一定是专家、院士。”

另一方面,也有支持科技人员搞科普的声音。钱学森就曾说过,“一个科技人员如果不能用通俗的语言,把他的专业知识向不在行的人讲清楚,那他的专业知识就没有真正学好。”但并非每一位科学家都是钱学森。况且,传统的科普创作队伍也在退化。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发现了叶永烈,但《十万个为什么》不断再版,叶永烈却从此“绝版”:此后4版再无第二个“叶永烈”涌现。叶永烈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最近他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关于科普创作的讲座,原以为会有很多大学生来听讲,但结果却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退休工程师。

不过,数十名“科学松鼠会”成员的参与,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加增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对年轻人的号召力,洪星范把科学松鼠会的创办人“姬十三”也拉了进来,参与大脑与神经分册的编写。创立于2008年的科学松鼠会,借助于网络的传播,目前已成为国内科普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网上很活跃的松鼠会元老“瘦驼”也参与了动物分册的写作。在那天的作者讨论会上,他第一个提出,要把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思想贯穿在这一册的写作中去,“在环保气氛日益浓郁的今天,再单纯地解释什么是鱼翅、燕窝,就太不合时宜了。”

孙正凡也是一名老“松鼠”,他常常在豆瓣、果壳网等网站浏览各种科普文章,很早就注意到了“同人于野”这个ID。“万维钢写了很多解释数学原理的文章,写的通俗易懂,我们以为他是学数学的,就按他博客上的邮件地址给他发了个邮件,后来一聊才知道,他是学物理的。”

洪星范介绍说,除了百余位院士和科学松鼠会的助阵,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团队,既吸收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老作者,也有海外对科普有兴趣的华人科学家,“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文革版”让人很“纠结”

第2版《十万个为什么》发行了200万册,有人说,有两本单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毛选”。或许本可以发行得更多,但第2版出版一年多以后,“文革”就爆发了。

无可幸免地,《十万个为什么》作为“竭力鼓吹‘知识万能’的毒草”受到严厉批判。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 “(该丛书)博得刘记黑司令部的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胡乔木、胡耀邦等的‘钦定’和‘赞赏’……《解放日报》以头版地位发表了题为《培养孩子爱科学》的社论。众所周知,为一本书而发表社论的只有一九六O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而《十万个为什么》竟能与之并列,且声势更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少儿社三编室被撤销,编辑们都被送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种水稻,三编室主任王国忠被打成“走资派”。就连在上海科教电影厂的叶永烈也难逃一劫。一天,他回到家,惊讶地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他珍藏的第1版、第2版《十万个为什么》全套及相关书稿已经全都被造反派没收了。

尽管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十万个为什么》还是出了一版。

1971年夏天,上海工宣队一位负责人找到王国忠说,现在闹“书荒”,书店没书卖,你把《十万个为什么》重新修订一下出版。于是,王国忠和三编室的部分编辑又回到了编辑岗位,只是少儿社当时已被撤销,作为一个部门并入了上海出版社。

“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以第二版为基础,删减了一些带有“封、资、修毒素”的问题,添加了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祖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的介绍。书的封面进行了换装:由原来的“红与黑”变成了橘黄色,左上角是几位工农兵在红旗下高举“毛选”。

书里的内容也被“穿靴戴帽”,文章里常常会蹦出一段黑体字“语录”。比如,在解释“零毫无内容吗”时,就写到:“伟大导师恩格斯教导我们,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

这样的“语录”还算应景,有时为了加强革命色彩就生拉硬拽。在“什么叫做比例尺”这一节,开头这样写道,“许多红卫兵小将……跋山涉水战胜重重困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进行革命的串连。……小将们在长征中,常常用到地图。你知道地图上的比例尺是什么意思吗?”

一些对《十万个为什么》有感情的老编辑都没有收藏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甚至不愿意承认文革版的存在,但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少儿社原副社长李名慈却指出,在那个没有什么书可以读的年代,《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孩子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这一作用甚至超过了前两版。1978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时,很多人甚至参照《十万个为什么》的某些内容考上了大学。

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在8年时间里也出版发行了3700万册。叶永烈在“文革”中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询问“银镜反应”的具体配方。他很久之后才想明白,那时人们结婚没地方买镜子,所以就想找块玻璃,按照《十万个为什么》的介绍,自己做镜子。

跨越50年打上时代烙印

在1980年出的第4版《十万个为什么》里,对于“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的问题,回答是“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但在第5版中,在这段话的后面,编者却话锋一转,“随着遗传学、基因学说的问世,这种说法受到越来越多科学家的怀疑。”

对此,李名慈解释说,建国初期,国内生物学界受苏联的影响,否认基因的存在,认为环境是影响物种的主导因素。但当时,上海正好有位在国际上也很有名的大科学家谈家桢,指出这一观点是错的。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使得前4版《十万个为什么》对基因都避而不提,在一些无法绕开的问题上,也只采用当时的“主流”观点。

到了1999年,新世纪版即第5版《十万个为什么》才首次正式承认了基因和基因的作用。有关基因的问题,在植物和动物分册中分别有好几条。

5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时,由于当时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都比较低,提出的问题都比较浅显,有大量类似“饺子煮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水为什么烧到100度才会沸腾”“空气里面有什么”等这样较为简单的问题。

到了第5版,当时为了从科学上揭穿“法轮功”的谎言,编辑们煞费苦心,编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真的有第3只眼吗?”,另一个是“九星连珠会引起大灾难吗?”其实这两个问题,即使不考虑特殊背景,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科学价值和趣味性。

至于第2版《十万个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是5个版本中较完美的一版。它是在第1版基础上的扩充,1980年出的第4版,也是以第2版为原型。但叶永烈认为,由于1964年已是“文革”前夜,第2版的文字与风格,已比第1版略显拘束。而文革版与第4版,则愈发呆板僵化。至于新世纪版即第5版,虽然它更新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在当时创造了一个销售奇迹,并获奖无数,但过分强调专业性,损失了一部分文学性和趣味性。因此,在他个人看来,抛开内容陈旧不提,第1版仍是至今难以超越的经典。

李名慈主持了第5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撰工作,他也最喜欢第1版。“可惜现在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了,少儿社资料室保存的也不全了,这套书现在的价格至少在5万。”

而在今天的新《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编辑们看来,《十万个为什么》除了要秉持人文精神,还应重拾科学精神的本义——开放与不确定性。“很多问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回答,比如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有十几种学说。我们就应当如实地讲,而不是要给孩子们提供标准答案。回答本身也应当是科学的,开放的。”金杏宝说。

少儿社社长李远涛坦承,要复制过去《十万个为什么》的辉煌,是不现实的,毕竟全中国人都读一本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依然对《十万个为什么》抱有更大的野心,不能让“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少儿社的金字招牌继续沉睡下去,今后将开发“十万”系列衍生品,比如绘图版《十万个为什么》,以“十万个为什么”为名的杂志、网站、游戏等等。

不过这一切的根本,还在于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究竟做到什么样。对此,叶永烈就指出,在上网一搜什么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的今天,趣味性与文学性依然是《十万个为什么》最大的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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