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现代中国文化确立了“立人”方向

2011年10月25日 09:07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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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他正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亟需的源头活水，为一个在新的起点上建设自身新文化传统的中国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今年是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今天为什么还要纪念鲁迅？我们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以他的文学和思想成就，构建成一座屹立东方、映照世界的文化历史坐标。

130年前，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那是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鲁迅在世的50余年，正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渡时期。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止是民族的存亡，还有文化的更新和文明的延续。鲁迅参与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现代中国面对危机所做出的有力回应。“五四”运动不止是一场唤醒国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新思想、新伦理运动，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石，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走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成绩和影响最为卓著。鲁迅是新文学的奠基者，他创作了现代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文献《中国小说史略》。他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老中国的儿女”为国人耳熟能详。他还独创了呼吁和论战性的杂文，并将其发展成一种光彩夺目的文体。而在文学成就之外，鲁迅“以笔为旗”，参与到当时的国民革命与思想革命当中，用文学启蒙大众，用文学批判社会不公，感召了许许多多的进步青年。

在《呐喊》出版之后，鲁迅就已经确立了在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地位，被称为当时“中国文学界第一人”。1927年，茅盾在《呐喊》、《彷徨》出版后不久就明确指出，鲁迅刻画的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能够使读者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从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1937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精神》，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经说到，他们一起在日本留学时，经常谈论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后来就体现在鲁迅创造的文学世界中。《狂人日记》发出了忧愤深广的呐喊，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惊人的批判，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也震动了普通的中国民众。《阿Q正传》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精神，沉迷于“精神胜利法”的阿Q，探讨的正是中国国民性及其病根的问题。《〈呐喊〉自序》中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种看法，是“五四”一代新文化人的共识，也是他们致力于思想革命的动因。他们张扬个性解放，提倡人道主义，正如鲁迅所说，是要把一个“沙聚之国”变成一个“人国”。

鲁迅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立人”的价值方向，目的就是要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鲁迅呼吁“真的人”，批判传统文化中“瞒和骗”的痼疾，他的“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就是要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具有充分自觉与自我意识的主体，由此才能达到“群之大觉”，使中国成为一个“人国”，“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给“个体”、“个人”注入了“人道”的内容，把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相联系。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个人主义的不足，力求将“个人”与“害人利己”相区别，将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前景联系起来。

正是从这种启蒙立场出发，鲁迅逐渐亲近左翼思潮与共产主义运动。他参与发起、领导“左联”，带领年轻的进步作家进行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他赞美那些“有确信、不自欺”的“中国的脊梁”，他倡导不畏失败、不怕孤独、永远进击的“永远革命”的人。他对于中国社会与历史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知，不仅不被任何教条所束缚，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左翼文化内在的活力与张力，增强了左翼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面对现实，他提倡清醒的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韧性的战斗。鲁迅进行文化批评的核心，正在于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他诅咒当奴隶或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心理，他批判现代社会不断产生的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关系与压迫，更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说教与谎言。

他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对那些把革命当作饭碗的人往往保持着警惕。鲁迅的“革命”事业是写文章、建社团、办刊物，用文化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散兵战”、“堑壕战”。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巨人，鲁迅在政治或军事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他一生都坚守着文学、文化的岗位。作为批判旧思想、创建新文化的主将，作为开启现代中国序幕的文化巨人，鲁迅做出的独特的历史贡献，至今仍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所曾达到的高度。它是屹立东方的文化历史坐标，一座在地壳运动中升起的高峰。

鲁迅不仅属于他的家庭、家族，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终日流淌，从未停歇，无时无刻不在滋养我们。

鲁迅在世的时候，就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进步青年的尊崇与热爱，即使是论敌，也不能不向他表示尊敬。鲁迅逝世以后，他的作品更是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国主义，他的硬骨头气概，他的韧性战斗的品质。可以说，鲁迅的精神是由鲁迅的人格与笔力体现出来的风骨。冯雪峰说过，鲁迅与中国文学史上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了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当然，他更为这种风骨注入了现代内容。这种风骨作为华夏大地的精神脊梁，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塑造着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人的气质。

新中国成立之后，鲁迅成为一面引导我们前进的旗帜。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们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在70年代，我们学习鲁迅的“孺子牛”精神。在80、90年代，我们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立人”思想以及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到了21世纪，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对文化发展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在塑造现代中国文化上鲁迅不可置疑的重要性，他正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亟需的源头活水。鲁迅的丰富性、深刻性及其强大的思想力量，鲁迅的文学、鲁迅的精神、鲁迅的品格，为一个在新的起点上建设自身新文化传统的中国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从鲁迅逝世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鲁迅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鲁迅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现在，情况似乎有所变化，鲁迅研究显得有些沉寂，社会上对于鲁迅的评价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鲁迅的一生以“破”为主，以反传统为己任，但是在“立”的一面缺乏建树，鲁迅的伟大只属于过去。也有人认为，鲁迅的反传统是偏激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人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还有人完全脱离历史语境，对鲁迅的一生加以种种妄测甚至攻击。这一切只能证明，鲁迅在当下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鲁迅当然不是完人，但是鲁迅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鲁迅的精神遗产永远需要后人不带成见地去发掘和继承。

鲁迅思想主要是以文化批判的形态呈现的。他着眼于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这显然是一种“破”的姿态。鲁迅的确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凝固成某种主义或者学说，他从来不拿某种现成的“新观念”来称量中国的各种“旧传统”，他坚持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进行卓绝的文化实践。鲁迅正是试图从批判中建构起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范式，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和生活伦理。同样地，后人阅读、理解鲁迅，也要用“鲁迅的方式”，而不是用某种僵化的教条来批评鲁迅的所谓“狭隘”或“偏至”。这样，我们才能从鲁迅那里找到他以文化批判形式构建起来的主要价值体系。比如，鲁迅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

就个人层面，鲁迅“立人”的观念已经为国人熟知。鲁迅相信，“人立而后凡事举”。他希望中国人能够生存，继而达到温饱，再而得以发展，在各方面都能有正常的“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知、情、意），过上健康有尊严的生活。

就社会层面，鲁迅充满对底层社会的关怀，他一向站在被压迫者被奴役者的一边，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来看问题，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倾注了很大热情翻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民族和中华民族同样饱受苦难，并且在苦难中逐渐形成斗争的光荣传统。

就国家层面，我们熟悉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这是一种自信的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面对历史，他赞赏“汉唐魄力雄大”；面对异域文化，他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主张“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已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得到保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确信，那么中国也就自立而强大。这种由个人到国族的认知，在今天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当中，依旧可以当作我们的立足之本。

鲁迅毕生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中国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再一次纪念鲁迅，再一次感受鲁迅的气息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脉动，我们更加深信，那个长眠于地下的鲁迅是不朽的。作为一座文化雕像，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塑形。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终日流淌，从未停歇，它缓缓而行，它溅起浪花，它奔腾而去，它无时无刻不在滋养我们。

高山流水，鲁迅必将继续为当下和今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意义深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