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与《西游记》

2011年10月16日 08:5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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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那体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般若心经》最早是从《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徐文堪

《心经》在《西游记》中曾多次出现，百回本第十九回中乌巢禅师将《心经》经文传授给玄奘，并收录了《心经》全文；以后在第二十回、四十三回、八十回、八十五回、九十五回都出现有关《心经》的情节。明清人士评点《西游记》，往往将《心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当代学者研究《西游记》，亦重视《心经》。《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究竟如何，笔者在此依据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作一点简单的说明。

《心经》或称《般若心经》，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梵文为Prajāpāramitā-hrdaya-sūtra。这是一部在东亚流传极广的佛经，可谓妇孺皆知。就汉译本而言，现存的至少有九种（自姚秦鸠摩罗什译本至宋代施护译本），从古至今还有众多人士为此经作注或进行讲解，此外还有各种汉字注梵音本；至于民族语文译本，则有藏文、于阗文、回鹘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等，均存世。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都曾出土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疏本，亦见于房山石经。《心经》还被翻译成各种外文，如日、韩、越南、印尼和英、法、德、俄、荷兰等语言都有译本，最近还出版了泰文译本。台湾林光明（1949- ）先生所编《心经集成》（嘉丰出版社，2000年版）是目前搜罗《心经》版本最多的专书。

传世《心经》按内容可以分为“广本”（“大本”）和“简本”（“小本”）两个系统。广本指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大约相当于前言、正文、后记）俱足的版本，简本指只有正宗分的版本。一般来说，印度和西藏重视广本，汉地则一直流行简本。汉译简本中又以玄奘译本影响最大，此本文字简约，全文仅二百六十字，抄录如下：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玄奘与《心经》的关系非常密切，陈寅恪（1890-1969）先生对此早有研究。陈先生在1930年发表论文《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原载《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期，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75-177页），首次对敦煌S.2464号卷子进行研究。此卷前有序文，题作“西京大兴善寺石壁上录出，慈恩和尚奉诏述”。序文中记《心经》传授始末，说唐三藏志游天竺，经过益州（四川成都），宿空惠寺，遇到一个有病的僧人，说有三世诸佛心要法门，乃口授与法师；法师离唐境后，凡经困厄磨难，只要背诵益州僧所授《心经》，诚心祈祷，都会获得保佑。后于中天竺摩竭陀国那烂陀寺，忽见前在益州所遇僧人，谓“我是观音菩萨”，现身升空。序文中所记之事颇为诡异，似乎不可信，但陈先生文中指出其亦有所本，即慧立和彦悰为玄奘写的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所记：

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感念观音，不能令去，及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由此可知玄奘与《心经》的因缘。值得注意的是S.2464号卷子末了有题记云：“梵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僧全识之。”僧全的生平不见于任何经传。陈先生文中又引宋陆游《入蜀记》五：“（乾道五年九月）十三日泊柳子，夜过全、证二僧舟中，听诵梵语《般若心经》。此经惟蜀僧能诵。”全、证二僧亦不知何许人，但陈先生据此推断：西蜀确实有梵语《般若心经》之本，为前代传授之旧，至南宋时僧徒犹能讽诵，然则玄奘之受梵本《心经》于成都，未尝不可信。至于途遇鬼怪，乃沙漠空气之幻影，今日旅行其地者，亦往往见之，固不足异。

S.2464号卷子上的《心经》序文，包含了后来《西游记》的几个最主要的素材：玄奘；取经途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普渡众生的慈悲观音菩萨，并口头传授给玄奘的《心经》。陈寅恪先生肯定了《西游记》等书后来附益演变之神话故事，最初即由此所从出。

陈先生还注意到序文后附不空译《莲花部普赞叹三宝》梵文对音一节，又经名题下注云：“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润色。”除该卷子外，敦煌所出S.3178号卷子也有署名不空的《莲花部普赞叹三宝》。不空（Amoghavajra, 705-774）是著名的密宗和尚，驻锡在长安的大兴善寺，与鸠摩罗什、真谛（Paramārtha）、玄奘并称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陈先生认为根据不空的传记资料，其与《心经》亦有特殊的因缘，此《心经》序既称录自大兴善寺，又列对音《三宝赞》于《心经》序文与本文之间，故可推测对音《三宝赞》与此本对音《心经》可能俱出于不空之手。至于各种音写本的现状，读者可参阅台湾学者万金川所撰《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校释序说》，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十七期，2004年，95-119页。

《心经》有梵文原本，著名的英-德佛教学者和佛经翻译家孔睿（Edward Conze，1904-1979）校释过，但与其他佛经梵本有许多异常之处，除篇幅太短之外，任何梵文抄本都未将其称为“经”（sūtra），而部分内容则与鸠摩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Pacavim■ati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ā-sūtra）的一节十分相似。经末尾有一段咒语，这在大乘佛经中是非常罕见的。咒语的梵文原文是：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mgate bodhisvāhā。

对这些异常之处，美国学者那体慧（Jan Nattier，她是蒙古学家柯立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的学生，今年8月8日是柯氏百年诞辰）提出了一个极有争议的观点。

1992年，那氏在《国际佛教研究协会会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第十五卷第二期发表长篇论文（pp.153-223，此文有波兰文译本），题为《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文章搜集了大量资料，将玄奘所译《心经》与梵、藏本作了细致的比较，特别是与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相应段落的翻译几乎完全一致，接着将汉译本与梵文本进行比对，发现两者亦基本相符。但再把《心经》与梵本《大品般若》比对后，发现前者的梵文语言多有不妥之处，表现在词汇、语法和句子的表达方式上，说明现存梵文《心经》可能是由母语不是梵语的人从中文翻译成梵文的。

那体慧考察了现存汉译《般若心经》的源流，认为早于玄奘的译本《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亦并非出于鸠摩罗什之手，早期的中国经录都将与《心经》相关的经文列为“失译”或“别生”，推论其“出大品经”，直到唐智昇的《开元释教录》（编纂年代为公元730年）才把《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判为罗什所译，其实是误判。依据玄奘传记，他在四川获授《心经》约为公元618-622年，而印度现存梵本《心经》注则出现在八世纪左右，明显晚于玄奘译本。

由此，那体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般若心经》最早是从《大品般若》（现存梵本出于吉尔吉特，经比较，与汉译本基本对应）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此外，不空亦可能与此事有关。

另据台湾清华大学陈淑芬女士在《三部梵语佛典的汉译技艺》（Rendition Techniqu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ree Sanskrit Buddhist Scriptures, Cambridge: Hardings Simpole, 2004。此书于2005-2006年获首届李方桂语言学论著奖优等奖）中的研究和统计，罗什译《心经》与玄奘译《心经》的相似度达到92.4%，证明两个本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似非偶然，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那氏的猜测并非无稽之谈。

那体慧的论文十分引人注目，发表后引起争论，但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如日本学者福井文雅（1934- ，著有《般若心经の历史的研究》，1987年；《般若心经の总合的研究——历史·社会·资料》，2000年），他以研究《般若心经》著称学界，就不同意那体慧的看法，指出依据敦煌经卷及正仓院文书和唐代经录，《般若心经》在唐代并不略称为“心经”，而是称作《多心经》；法成（Chos-grub）所译大本《般若心经》亦如此。“多”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而具有《心经》经题的经典甚多，为便于区别，遂保留“多”字。梵文经题中有hrdaya一词，该词有咒文、真言、陀罗尼等义，所以《多心经》即表示“以般若波罗蜜多的密咒为中心的经典”。而在唐宋时代，《般若心经》是以密咒为中心，重点在经文的后半部分（参阅福井论文《般若心经观在中国的变迁》，载《敦煌学》第六辑，1983年台湾敦煌学会版，17-30页）。卢陶斯（Dan Lusthaus）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中，则根据圆测与窥基的两种《心经》注疏，认为当时可能有玄奘和罗什之外的汉译本《心经》，并以此驳斥那体慧的主张——罗什并非玄奘以前的《心经》译者，罗什译本应是玄奘之后所出而被误判为罗什所译。

2004年，以研究中古时代中国俗文学，特别是唐五代敦煌变文闻名的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 ）用中文发表论文《〈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载《唐研究》第十卷，45-64页）。文章同意那体慧的观点，并着重研究《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他考察了慧立和彦悰所写的玄奘传记中的一小段传说，S.2464号卷子序文中描写玄奘到印度取经以及虚构情节被加入的可能过程，从中看出玄奘、不空、观音菩萨、《心经》和《西游记》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在《心经》序文之后，有关玄奘的传说得到进一步铺陈，如宋代《太平广记》卷九二《异僧六》引李亢《独异志》和刘肃《大唐新语》，说玄奘于武德年间（618-622年）出发往印度取经，至罽宾（克什米尔）时，有一老僧口授《多心经》给玄奘，并嘱其背诵。玄奘一路不断背诵《多心经》，终于平安到达印度，取得六百多部佛经，此即以后大家效法玄奘，人人背诵《心经》的起源。

以上说明《广记》一方面继承了（取经）故事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却是朝纯小说传奇的方向发展。至南宋到元朝初年，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使玄奘取经的故事向小说演义又跨进了一大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唐三藏、孙悟空、沙僧和许多脍炙人口的情节，如王母娘娘瑶池蟠桃大会，女儿国等都出现了。《多心经》则变成玄奘由印度回程，经过十个月到达盘津国地名香林市时由一神僧传授，玄奘与其伴侣回到长安后又将此经面呈大唐皇帝。从中可以看出《心经》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说，《取经诗话》所讲的就是玄奘前往印度寻求《心经》并将之献给皇帝，从而使佛法得以在大唐兴盛的故事。

梅维恒的论文附有详细注释，列出中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并利用在京都大学访学之便，得到福井文雅教授等日本学者的帮助，还咨询了对《西游记》有深入研究的余国藩（Anthony C. Yu，1938- ）教授，内容翔实。美中不足的是忽略了上文提及的陈寅恪先生1930年发表的论文。陈先生文篇幅不过三页，但对S.2464号卷子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梅氏文中涉及的问题，如《心经》与不空的关系、《西游记》故事的来源等等，陈文均已讨论。陈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此本心经序文，历叙姻缘，盛谈感应，乃一变相之冥报传。实考证玄奘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