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学问要让更多人受益

2011年10月16日 04:26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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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伯慧的书法作品集。他还记得五六岁时父亲让他帮忙磨墨的情景。　　关于粤方言的书就有一排。

书房主人

詹伯慧

1931年生。1953年毕业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从教58年来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教学工作，已刊著作30多部，早年参与编写《汉语方言概要》中粤方言和闽南方言部分，还曾担任《广州话正音字典》、《广东粤方言概要》主编，近期负责主编《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中的汉语方言卷。2011年6月，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是获此殊荣的16位社会科学家中唯一的中国语言学家。

詹伯慧的书房不大，同时还是他的卧室和小会客室，斗室里一下子涌进三五个人，就会显得拥挤热闹起来，但这里却是老先生收藏多年的语言学“书库”。“对于我们人文学者来说，书房就是我们的‘实验室’，这里都是专业的语言学书籍。这边是比较珍贵的，比如大辞典、大字典，还有全国各地的方言类著作；这边主要是粤方言和我自己以及父亲的一些著作；此外还有语言学理论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书。我收藏的语言学书籍，在全国来说应该可列前茅。”不过，就像不少前辈学者那样，对于自己的珍藏，做了一辈子语言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的詹伯慧并不打算永远将它们占为己有，“再过三几年，等我完全退下来，不再做研究，会将它们送到合适的地方，以便别人也可以使用。”

年逾八旬的詹伯慧，虽已退休多年，工作的时间和强度却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对一位老人的想象，用他自己的说法，是“退而不休”。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刚从香港回来，完成了在香港大学新学年给研究生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专题讲课。当我们来到他家里时，他正在电脑前处理文稿，收发邮件。他平时不睡午觉，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暨大文学院至今为他保留着一间办公室，几大排柜里摆满了书，还有一台电脑，只要不外出讲学，詹伯慧坚持经常到那里工作。不久后他就要为负责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的汉语方言卷开始审稿。工作日程已经排到明年甚至更远的将来，“我每天都感到时间不够用，还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最不可能得的病是老人痴呆症，因为我的脑子永远不会停下工作。”詹伯慧笑着说，如此争分夺秒的工作，是因为深感时间的无情，“这种心情，你们年轻人很难体会到，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时间都被糟蹋掉了。”

上世纪60年代，詹伯慧正三十出头，大好年华，却由于文革十年，什么都没能做成，他真正开始做学问是在80年代后。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学问，詹伯慧如今最希望的就是让更多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能为社会所用。去年曾经轰动一时的保护粤语风波，让詹伯慧深深感到，把语言学、方言学的常识普及开去，是多么的重要。这无疑也是语言学家责无旁贷的责任。

在时隔半年，事件已然平息后，詹伯慧专门撰写了《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对出现“废粤推普”风波的一些思考》一文于《粤语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发表。在文章中，他对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普通话，什么是方言，为什么推广普通话又要保留方言等问题一一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保留方言和推广普通话从来都没有矛盾。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提倡推广普通话的人往往就是做方言研究的人，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比如粤语和普通话的差别是什么，潮州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又是什么，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把保留方言和推普都做得更好。”詹伯慧认为，去年的那场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人们对语言学常识的不了解，这给学者们敲响了警钟，语言学是最联系社会、最联系实际的社会科学，做语言学研究的，不能只埋头做学问，还应该想办法让自己的学问运用到社会中，让人受益。这也是詹伯慧多年来著述不断的重要原因。

知多点

方言的魅力在于地域文化

信息时报：你父亲詹安泰是著名的古典诗词研究家，有“岭南词宗“之誉，这样的家学渊源，你却选择了汉语方言学，这让人有点好奇。

詹伯慧：我父亲是精于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我也喜欢诗词，但我最终没有跟着父亲研究诗词，小时就想，我要学一门在家里学不到、需要下苦功夫的学问。我从小就是在多方言的环境里长大的，和我父亲讲客家话，和母亲讲潮汕话，上小学时，跟着父亲辗转到粤北坪石，就进了用广州话教学的高小。小时候，与父亲来往的学者朋友往往到家里做客，席间常谈论学术，我在一边旁听，听到王力等学者有时也谈及语言、方言，使我渐渐对方言产生了兴趣。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是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创办的，这个系从1946年办到1954年，后来并入北大，前后共八届。我1949年入学，当时我们班上有7人，不多，后来都颇有出息。

信息时报：你曾经说过，保留方言和推广普通话是不矛盾的，但目前确实有一种现象引人注意，不少孩子在上幼儿园、读小学时讲普通话，在家里也讲普通话，以至于不会说方言，有人担心，多年后一些方言会不会因此被弱化甚至消亡。

詹伯慧：关于语言的问题，学校、家庭、社会一定要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学校是要求小孩从小就学会社会通用的共同语的，如果孩子不会说方言，主要是家长的责任。我有一个学生在美国工作，他就经常在假期把小孩带回国内来学习汉语。广东的方言主要是三语鼎立，广州话、客家话和潮汕话（还有同属闽语的粤西雷州话），但是方言和普通话并没有矛盾。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地域文化的载体就是地域方言。离开了粤语这个方言载体，哪有什么粤曲、粤剧可言？同样，客家山歌也离不开客家方言。当我们把方言和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联系起来时，就能感到方言的魅力，也自然明白为什么推广普通话却不能抛弃方言。普通话和方言将始终在我们的社会语言生活中相伴而存。

信息时报：除了专业性学术著作外，你还主编、撰写了不少实用类的粤方言著作，帮助一般读者了解和学习粤方言，能否介绍一下？

詹伯慧：我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是方言正音的第一本书。我主持审音委员会，包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粤语专家都囊括在里面了。这是我们用10年的时间编成的，总共收录了8781个字。我们把不同的音、字都整理出来，然后讨论，有时候一个字要讨论两三个小时，在讨论过程中就要引经据典，找出论证来，我们的观点是，语言是发展的，约定俗成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说时，哪怕是跟从前的不同，你也不能熟视无睹，只能认可了，这就是我们坚持的“从今从众”的正音原则。

《新时空粤语》是近年出的一套上下两册，专给学粤语的人用的教材，北大中文系开设粤语班，用的也是这个课本。这套书是我们着力把自己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的尝试，编者都是我的博士生，对粤语很有研究，其严谨性、准确性都是有保证的。

《语文杂记》是我主编的“大家小书”系列中的一本，这套丛书主要约请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大家”撰写，传播和普及语言文字知识。《语文杂记》是我近年来在香港大学讲学期间应香港《文汇报》之约撰写的20篇短文，其中对普通话和方言、繁简体字、网络语言等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都做了比较通俗的阐述。从事语言文字的研究，都应该像我们的先辈学者如大师级的王力教授、吕叔湘教授那样，时刻把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和普及传播记在心上，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