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宋淇与钱锺书

2011年10月09日 08:31
来源：东方早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宋以朗

7月24日，我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作了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锺书”的演讲，首度公开我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尽管爸爸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爸爸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锺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这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 S. 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由于我所知有限，要完整讲述他们的事，就只好参考大量文献，所以那个讲座除引用宋、钱书信外，也穿插着不少别人的话，而我则负责剪裁、解释这些资料。现在我把讲稿稍加整理，写成本文，但愿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两位近代才士的文学因缘吧。

围城饭局

抗战时期，爸爸和钱先生都在上海。他们如何邂逅不得而知，只知道钱锺书在1942年送过一首诗给爸爸，题作《赠宋悌芬，君索观〈谈艺录〉稿》：

微言妙质得谁如，年少东来信起予。

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

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

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

依据此诗，两者相识大概也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呢？至少有某段日子，他们是每星期都聚一聚，宋淇的话可以作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锺书信）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钱先生本人也自然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语见《吃饭》）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锺书和杨绛。当时的情形究竟是怎样呢？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这样写道：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夏志清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锺书：

钱锺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则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追念钱锺书先生》)

傅雷之子傅敏当时年纪虽小，但对钱先生也有印象，他说：

小时候在家听客人谈话，最喜欢听的就是钱锺书谈话。不过听得似懂非懂，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即使这样，还是喜欢听。（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锺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1921-1966），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锺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

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锺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

将近七十年后读这些文字，遥想当年，我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或此或彼

1949年解放，宋、钱两家便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大陆，我们则南来香港。抉择大凡是深思熟虑过的，都没所谓高低之分，毕竟命运是不可测的。爸爸选择离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杨绛所回忆的：宋淇告诉她和钱锺书说，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更加重要，因为是爸爸跟我说的：我们家是大地主，在上海有整条街那么多的房子，为免政治清算，不得不逃跑。

爸爸的抉择其实很易明白。他的友辈中，夏志清早在1947年便赴笈耶鲁，吴兴华也计划出国，惜因肺病无法成行。相比起来，钱先生的不走就较费解。据杨绛所说，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但钱却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见杨绛《命与天命》）。而根据邹文海所述，1948年香港大学曾约钱先生任文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又约他任讲师，都被他一一推辞了，理由是：“他惟一的爱女患有肺疾，因为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而香港呢，他又认为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见邹文海《忆钱锺书》)

到1949年，钱先生依然故我，由于他热爱祖国及其语言文化，所以坚决不跑。杨绛在两处说得很清楚，一是《我们仨》：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其二是杨绛致汤晏函（2001年10月28日）：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至于钱先生本人，也许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就已借屈原身世寄托了自己不走的理由：

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宋淇来港初期，先后任职美国新闻处和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他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国内好友，不久便跟他们断绝通信，所以钱先生跟爸爸的联系便这样中断了几十年。

人生一乐

1979年，跟钱锺书已阔别了三十年，宋淇终于收到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三十年没联络的老友，钱锺书第一句会说什么呢？我读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开一看，原来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

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八封。我爸爸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但钱锺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

曾看过一段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信札，不到十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竟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我检视一下家中的钱氏信札，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若拿一两封去拍卖岂非天价？当然，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对我们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有一种知性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爸爸曾给钱先生写道：

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

以下我尝试把书信摘录分为四类，分别是轶闻、语录、论学和香港，让大家也可领略一下钱先生当年的智慧与幽默——那种属于昨日的，早已消逝的智慧与幽默，即使能令你会心一笑，也难免无限低回。

轶闻

不是读信，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们仨》的“圆圆”曾在我家作客。钱瑗在1984年来港，得宋淇夫妇款待，回京后她便来函说：

八月到香港后，承您和叔母盛情招待，并冒雨送我回中大，真是太抬举我了。那是香港之行中给我留下最美好印象的一天。也许是因为没有“港”味，一切都那么自然和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