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坎坷见真情——我的父亲和母亲

2011年08月19日 16:48
来源：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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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很善良、乐于助人。1964年，母亲在门头沟斋堂乡参加“社教”时，房东是一个盲人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也是盲人。家庭经济条件很差，母亲常常从各方面接济她们，有的时候还请她们到北京家里来。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北大燕东园的时候，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楼梯间，父亲住一间，母亲和我们挤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和那两个女孩打地铺，这种交往维持了很多年。1976年9月，我在新疆乌苏县古尔图牧场的同事铁力干（哈萨克族）被选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我的父母为他准备了一套行李。他到北京后，父母特意买了羊肉，请他在家吃饭，还让弟弟用自行车把行李送到了学校。父亲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也总是尽力相助。

正是因为父母的为人，所以，在他们去世后，很多人都记得他们，怀念他们。1997年父亲去世20周年的那一天，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六位同事专程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母亲去世后，她曾经教过的71届学生为她出了纪念册。上面写道：“周珊凤先生一向认真、敬业、和蔼，亲切，深受学生的爱戴。她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她纯正的英文，更有她本分做人处世、严谨治学和从简生活的高尚人品与为人原则。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用她生前生后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她的逝世在她教过的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学们纷纷写下了唁函，悼念周先生，但文字永远无法完全表达我们对周先生的崇敬之情。敬爱的周珊凤先生，您的魅力永存，我们永远怀念您！”

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从教授四级降为七级。我和弟弟也成了孩子们中的“另类”。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每月的工资比过去低了很多，以后我们都要注意节俭啊！”“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分子”，深受皮肉之苦。“文革”后期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但我觉得，正当他处于创作高峰，艺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力；又因为病魔来袭，过早地离开了他最钟爱的绘画事业，是最让父亲心痛的事情。所以他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仍然积极从事教学，从事创作。后来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制作教学挂图，以极其负责的精神，教育那些从未受过绘画训练、被派到文艺界“掺沙子”的解放军战士。1962年，他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编写了四万多字的教学讲义。即使是在身患癌症后，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1975年，他曾给我来信说，他想到新疆来看我。但后来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不能来新疆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重新画《强夺泸定桥》。因为画特别大，我们的家又小，画挂在家里的一面墙上，他站在梯子上作画，我的弟妹就在下面帮他洗笔。因此，不能继续工作，是他最痛苦的事。爸爸临终时留下遗言：“‘四人帮’揪出后，引起很大的兴奋，兴奋化为全国跃进的力量，但我在兴奋后，只能空谈，不能工作，不能作出任何贡献，对我性格来讲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他发自内心，对自己再不能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绘画事业深深的遗憾。

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周珊凤阿姨的夫婿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先生。李先生1957年不幸被扣上右派棘冠，打入另册。对于这对满腔热血的爱国伉俪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李先生的艺术天赋自此被埋没，后来过早辞世。然而周珊凤阿姨并未因命运不公而怨天尤人，仍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执教，用自己的才华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人才。”

在生活中，母亲是个心细、整洁、低调、做事有条理的人。父亲就比较邋遢、随意。母亲常会唠叨父亲：比如抽烟、烟灰乱撒到地上，不拘小节，喜欢高谈阔论……1976年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我的女儿4岁，童言无忌说：“姥姥老是说姥爷，可是姥姥总是不停地干活。” 在共同生活的34年中，父亲凡事都让着母亲。父亲的脾气好，因为他常常不在家，他理解母亲为这个家的付出。1952 年，父亲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央美院上班。而我们家住在西郊，他只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周回家一次。有时出去采风，比如去广西桂平的金田起义遗址，去四川泸定桥少数民族地区……就会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在家。弟弟生于1950年，1952年之后，他得过两次肺炎，还得了支气管哮喘，犯病的时候，晚上只能坐在床上，一年有半年都不能上学。母亲除了教书外，照顾弟弟也是非常辛苦的。1957年“反右”之后，父亲又去双桥农场劳动改造，两周才能回一次家。母亲照料我们的担子就很重了。1964年，母亲去北京门头沟斋堂劳动，父亲去山西阳高县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成了“黑帮分子”，挨批斗，甚至下跪。1972年，父亲的工作单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在北京昌平县朱辛庄，还是一周才能回一次家。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母亲还常对我说：“你爸爸什么活都会干，可惜就是常不在家。”父亲确实特别能干，他有一手好厨艺。记得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时，他已经做过手术，还下厨煮红豆，自己做豆沙，用豆沙做八宝饭，因为这是我和妈妈都爱吃的。他看到母亲用大拖把拖地很吃力，还特地为她扎了一个小拖把。

父亲很爱我的母亲。20世纪50年代，他每周离开北京大学的家去中央美术学院上班前，都会去亲亲母亲的脸。可能是当着我们的面不好意思吧，母亲总是面无表情。母亲生于书香世家，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她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教养和为人善良、谦和的品质，加上天生容貌秀丽、身材姣好，使她的气质更加超凡脱俗。母亲的这种气质一直是父亲引以自豪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天，我们全家去位于五道口的一家西餐厅吃饭。不一会儿，有一对夫妇也进了这家餐厅。男士过来和我的父亲打招呼，他是我父亲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同事。他对我父亲说：“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位女士步态优雅，着装得体，我和我爱人就跟着进来了，没想到那是您的夫人。”在我母亲80多岁的时候，她穿着多年不穿的旗袍照了几张相。我的女儿去取照片时，照相馆的人问我女儿照片上的是什么人，并对我的女儿说：“这个老太太可不得了，气质那么好，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我童年时的朋友曾回忆：“记得1957年之前，你妈妈要陪你爸爸到机场接外国艺术家，她在家里试旗袍，问咱们哪件好，记得是一件浅灰色很朴素的旗袍。”我母亲穿旗袍时的姿态是特别漂亮、优雅的。

母亲对父亲的情感则不如父亲那么外露，她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人。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刊登了点名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和弟弟分别是13岁、7岁。当时不少右派分子的配偶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和丈夫离婚，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又遭批斗。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母亲总是以非常镇定的态度来对待家庭的变故，用她坚定的理性努力维护着家庭的完整，让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在北大燕东园居住的时候，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把抄的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带走了，这个箱子里装着家里准备给我带到新疆的500元钱，父亲就追出去了。红卫兵把他围在中间打了他。父亲回家后特别生气和难过，母亲却安慰他要面对现实。1974年，父亲被查出患直肠癌并做了大手术，1977年年初又确定癌症转移到肝脏，还要做一次手术。那年年初，我带着女儿从新疆坐火车返北京探亲，因火车晚点，到北京已是深夜。公共汽车早没有了，当时还没有出租车，之前来接我的弟弟只好先回家了。我下车后一看没人来接我，特别紧张，生怕是父亲出了什么事情。凌晨刚有了第一班公共汽车，我就带着女儿直接去了北京人民医院。父亲的精神状态挺好，他看见我特别高兴。但他告诉我，大夫原来是准备切除他有癌肿的左肝，肝脏手术本来就是一个大手术，而打开腹腔后发现右肝上也有一个黄豆大的癌块，所以再做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大夫直接在肝脏上打了一支抗癌药就缝合了。因为当时手术用的是局部硬膜外麻醉，大夫说的话父亲都听见了。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我完了。”当时母亲并没有哭哭啼啼，反而劝父亲，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父亲还对我说过：“你妈妈是一个大事特别清楚、冷静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工宣队让大家相互揭发，满座鸦雀无声。突然你妈妈一个人站起来只身退场。她本来是一个谦和、言语不多的人，她的这种行动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了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就把我的一架手风琴和一块手表交给电影学院红卫兵组织“井冈山”，还写了一份“揭发”我父亲的材料，提到他在1960年困难时期，曾在“违法”市场买了一只高价羊，在家请中央美院的右派分子江丰、王逊、洪波、冯法祀、王曼硕等人吃饭的事。而父亲当时已被迫在学院里扫厕所，恰好在纸篓里看见了这份材料。父亲一直比较疼爱我，对此事他一点不计较，回家后还笑着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时母亲说：“你爸爸真可怜，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一样。”至今一回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无地自容。最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北京探亲。__当时直肠癌术后的窦道疤痕疼折磨着父亲。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三个愿望：一个是想见到外孙和外孙女，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是尽早把第二稿《强夺泸定桥》画完；第三个愿望是能和母亲朝夕相处。1976年地震之后，我们一直住在院子里，父母就让我们快点回新疆，因为在住所外面的露台居住，严重地影响了父亲的休息，所以母亲和弟弟让他去上海姑姑家休养。父亲不愿意去，他对弟弟说：“你很负责任，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感情。”他是不放心母亲。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在她每隔几天的来信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她在信里写道：“……几十年来，由于下乡、出差、工作地点远，我和你爸爸常常不在一起生活。但每星期、或隔几个月、最长一年多，他就回家了。我还很难相信这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过去什么事都和他商量，现在我再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和帮助了。”我的表弟对我说过，有一次他陪我母亲去八宝山看我父亲的骨灰，当时母亲一定要打开骨灰盒，而且哭得特别伤心。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看到骨灰盒，我有说不出的难过，直到现在我还难以相信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每当我去学校看到下垂的柳树枝时，就想到他不再需要我给他剪柳树枝了（为了利尿）。这几天特别热，我都热得难受，我又想，幸亏你爸爸不在了，也可少受好多痛苦。”在我的记忆中，我只看见母亲哭过一次，就是她在看到我外公去世消息的那封信时。我现在才理解，虽然弟弟和弟媳对母亲很孝顺，但在我父亲去世后29年漫长的岁月中，她一个人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那样孤单，对她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前些年，我曾去美术馆看了吴作人先生的画展，回家后和母亲谈到我的感受。她说：“北京解放前，我们家住在东单洋溢胡同，吴伯伯是我们家的邻居。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就在我们家包饭。”母亲感慨地说：“你爸爸的命太不好了，从1957年‘反右’以后就失去了创作的权力。1977年去世的时候，右派分子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那么多罪。总算是粉碎了‘四人帮’，正是可以好好画画的时候，他又得了这个病，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家里住上了三居室的房子，不用像过去在燕东园那样，三家合住在一楼，上厕所还要排队。”但母亲又说：“可是如果你爸爸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他会特别失望的。”

在陪伴了父亲3个月后，1977年5月9日，我又返回了新疆。5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后的第15天，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山上的剪毛站工作，等我下山看到母亲5月25日的来信时，父亲已走了近2 0天。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去世后，北京电影学院、北大西语系和弟弟工作的电器厂的组织和同事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家。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爸爸的骄傲，你要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安心工作。”6月2日的信中又告诉我有哪些亲戚、朋友来了电话，以及父亲追悼会那天的情况。

1977年6月24日母亲给我的信上写道：“爸爸非常希望我给你写信。一次他叫我给你写信，我说早已写了，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他又叫我写，我实在太忙，写了一行半就放下了。你的悲痛我是可以想象的，今后我虽然代替不了爸爸，但我一定努力多关心你。”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5月9日，我要返回新疆的那一天。父亲、母亲和姑姑送我们出了家门，父亲一直送我到燕东园院子边的台阶前，我下了台阶回头看他，他在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他对我说：“你放心走吧，下次你回北京的时我还会活着。”走到燕东园的门口，我忍不住痛哭起来。门房的大妈安慰我：“你别太难过，你爸爸会好起来的。”没想到这次分别，竟然就是我和父亲的诀别。

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就带回家里。随着我们家从燕东园迁到了中关园公寓，一直陪伴我们29年。母亲生前多次表示，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1999年，在骨折治疗后刚可以拄着手杖行走时，她就让我陪她一起去海淀公证处做遗体捐献的公证。当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一行动。态度生硬，按程序地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还问母亲：“你为什么要捐献遗体？”她简短地回答：“为人民服务。”母亲对我说，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多为他人着想。人死了要火化，要让大家来遗体告别，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还要去麻烦领导和同事。捐献了遗体可以为医学做贡献。她还说，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死后的待遇再高，人们也不一定会记住他。相反，想记住你的人是一定不会忘记你的。2006年2月10日19点15分，母亲因病在北医三院住院32小时后永远离开了我们。根据她的遗愿做了遗体捐献。

2006年4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通县长青园为遗体捐献者建立了墓碑“生命”，遗体捐献人的名字按年份刻在大理石上，环绕着“生命”。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全家人在离“生命”墓碑不远的地方，把在家中存放多年的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遗物（一把梳子、一条纱巾和一个发卡）合葬在了一起，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去扫墓，去看望我们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衷心地祝愿父亲、母亲在天堂安宁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