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我并不想说这些小说没有价值，而且我相信不少官员作家也有真诚的文学理想。中国古代科举制余威尚存，让很多官员都梦想自己同时是文学家。但是我认为，官场小说的畅销和文学未必有关系。

最近有媒体发现，去年官场小说走红，好几本同时热销，有的创作者甚至登上了作家富豪榜。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官场小说从来都大受欢迎。值得关注的是，《侯卫东官场笔记》、《乌纱》、《芝麻官悟语》等官场小说的作者，都是在职官员。

前两年陕西官场曾经刮起文学风，一个副省长出版长篇小说，基层官员争先恐后写散文。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嘲讽和批评，大概是说他们不务正业，也难免权文交易。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报道者和评论家都对这些写小说的官员持肯定态度，首先让他们自己澄清是业余时间的创作，而且目的是为了记录转型期的官场现象；其次评论家们设身处地替他们担忧，认为他们破坏官场潜规则，必然受到巨大压力，为了揭露弊端，放弃大好仕途。

我并不想说这些小说没有价值，而且我相信不少官员作家也有真诚的文学理想。中国古代科举制余威尚存，让很多官员都梦想自己同时是文学家。但是我认为，官场小说的畅销和文学未必有关系。舆论对陕西官场文学的不满，在于写小说的人官阶太高，没有人相信副省长真的会揭露什么官场秘闻；基层官员中多有郁郁寡欢者，他们却写抒情散文去了。去年几部小说的作者，都是基层官员，读者显然有所期待，认为他们会写出点名堂。

这些名堂是什么呢？官场小说的读者面十分广阔，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对官场强烈愤慨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仇官情结者，他们期望官场小说揭露腐败；二是官场中人或者想要混迹其中者，他们期待的是为官之道；三是袖手旁观者，视官场为战场，视战场为舞台，喜欢看他们殊死较量，最后鱼死网破。毫无疑问，比起专业作家来，基层官员的写作更能够满足这些阅读期待。

如果官场小说能够满足这三种需要，它一定会有广阔的市场；但是如果只有这三方面的内容，那么它和街边杂志胡编乱造宫闱秘闻并没有多大差别。甚至一些专业作家写的反腐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红极一时，也未必真正能让人去思考腐败问题。所以有人过于偏激地批评说，这些小说最终成为官场腐败指南，或者越反越腐的官场现实的脂粉。

“官场小说”这个名词有很意思，放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可能很难归类。它是政治小说吗？道理上应该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不直接叫 “政治小说”呢？从字面上看，这体现了中国出版界和媒体的猥琐心态，身怀把怯懦当智慧把玩的功夫；从内容上说，你又会发现它们的确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既要有政治理想，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索尔仁尼琴的 《古拉格群岛》、昆德拉的 《玩笑》，又要有更广阔的社会和人文视野，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萨特的 《肮脏的手》。

日本政治小说家尾崎行雄曾经断言中国人“虽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也许他对中国人怀有偏见，但是在这一点上恐怕还有些高估。官场小说的畅销，很有可能证明了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实际上连文学的理想都没有。

有人认为，老百姓追捧官场小说，说明参与政治的心情很热切，民主意识大大提高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从来都不低，因为我们从来都喜欢打探宫闱秘事，从来都喜欢传授官场秘笈。非得要从文学谈政治，至少也得读真正的政治小说吧。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