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和歌

编者按：

史铁生先生很少接受采访，因为他花在生病上的时间太多了。在本报2003年5月6日的“花地”版上，曾经刊登史先生的独家访问《史铁生：逃避灵魂是写作致命的缺陷》，在访问中，他提出了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逃避灵魂。史先生于2010年12月31日凌晨去世，他生前最后一次跟人做的对话，是跟和歌做的，2010年发表于《黄河文学》第六、七期，依旧是对人的灵魂的追问。

史铁生（1951-2010）

1951年1月出生于北京。1969年18岁去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带着一箱子马列经典和哲学、文学下乡。1971年,20岁因双腿瘫痪回北京。1974年23岁进北新桥街道工厂做临时工。在小作坊里，往仿古家具上画仕女。1978年27岁开始学习写作。1980年29岁因败血症住院，1981年30岁因急性肾功能障碍辞职回家。1991年40岁在《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散文《我与地坛》，引起了文坛极大的反响,鼓励了无数的人。他一生自称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多年来他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代表作有《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59岁。

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干净

和：讲讲文学吧。

史：文学就是了解自己，文学没有使命，它客观上起到了某些作用，其实就是了解自己。我主要就是自救，这些东西当然可能对别人也有用。刚开始就讲使命，有小说是那样，但我不是。我老想把文学和写作分开。文学好像有一种定念，但写作是一种自己的东西。

和：当文学环境更多元更复杂的时候，您觉得这对于写作来说有什么影响？

史：干净问题呀，我就是想，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一种干净。曾经有过一种说法，文学是要变还是不变。实际上它是要在千变万化中寻那个不变的东西。后来人们把它理解成文学就是要变的。你看戏剧特别符合浮士德的问题。灯光变了，布景变了，其实最不变的戏魂是要在不同的环境里，相当于舞台上不同的灯光、布景、演员等的背景下表现的是不变的人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世界也是这样，你千变万化，文学找的是其中不变的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何以是人？”“我们要往哪儿走？”等等，所以世界的丰富和不干净给浮士德一个机会，就是他在哪儿停下来的机会更大。越灯红酒绿，浮士德越禁不住，他就停下来，结果他把灵魂给输了。我们现在的戏剧就是禁不住，它把戏魂儿给输了。它满台的背景，满台的噱头，但把戏魂给丢了。现在看他们的戏，通常就是这个感觉。

写作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和： 要不是被固定在这儿的话，凭那种灵性和生命力，您说不定会在别的领域做出什么大事来呢。

史：我是个———用我奶奶的话，还有北京话说是———“怵窝子”，非常胆小，不敢到外面去。小时候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还有个朋友也说，你的这些东西可以总结成一个词：恐惧。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我从来是恐惧的，对这个世界。因为恐惧，才会对爱、宗教信仰呀，有着本能的向往。

和：您觉得在写作方面受哪些作家或是作品的影响比较大？

史：好像没有……其实我看的文学作品，小说并不多，就是现在我也几乎看不完一本书，除非是很短的一篇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看它的方式。它的方式就是作者的态度，他看世界的态度。我一旦把这个看明白了，我就不要看他了。所以我说从我插队以来，一直到后来生病，我真是想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涉及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一旦你觉得应该活下去，就要问为什么要活下去？这么付出我值吗？我是不是冒傻气呢？受一辈子罪还要活下去。就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我的写作一直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别的我都不太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