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传媒日益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它们可以极大程度地实现人们的知情权利，传播信息，普及知识，推进现代化公民社会的构建。同时，它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浅薄且火爆的“文化明星”。

电视小品与手机段子正在空前发展，它们与信息产业合作，带来高收视率、高效益，同时在游戏人生、稀释难题，有意无意地推广着油滑与鲁迅所说的“看客”意识。网络更是使大批的青少年、包括过去无缘染指文化的打工一族，参与到社会讨论、指点批评、设坛（博客）立论、兜售叫卖、讨伐扫荡、制造舆论中来，从而推动了文化参与的广泛性与民主性有时还有短平快性。

这首先是好事，是文化民主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活跃的表现，是舆论空间的扩大。但问题是，文化的高峰不能靠人多势众来攀登，文化的瑰宝不能靠炒作与铺天盖地的传播来培育、缔造、筛选。大众的平均数，将无助于促进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的积累提升，而或许带来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贫乏化的可能。

我们不是多次强调了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必要与决心吗？靠平庸与混世，靠一般的营商与竞争心态，是不会有什么认真的创造的。创新的文化基础与精神准备是不可或缺的前提。真正能够做出创新的成果来的是人才，是对于祖国、人类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是真正的智慧与担当。爱护人才、尊重人才的口号仍然为我们所需要。为了爱惜真正的人才，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需要具有真正的文化、学术与艺术的权威评估平台与评估体系。

甚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学术与艺术的评价上，主流与精英人士也绝对不是跟着传媒炒作与点击数量、更不是跟着福布斯排行榜走。例如《纽约时报》的书评与剧评，令许多大家与文化产业大亨也惴惴不安、等候评判。而那些所谓的“文化明星”，多半根本进入不了该书评剧评影评的视野。而恰恰是我们这里，一些所谓专家，拿了次红包，被招待旅游了一趟，就赶紧为天知道的文化新资源新产品作人证“学理”证与唱颂歌。我们的专家与专门团体、直到研究机构的资质、公信力、操守乃至专业素养等，都大大有待于重整旗鼓，从头树立。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的传媒在文化上岂能唯钱是瞻？我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品位与标准、使命与责任？我们岂能忽视文化的思想内涵与它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质量的有效性，它的完美精湛的形式、它的智慧含量、它的合理性、它的感人的魅力、它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结合？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传媒，没有自己的文化品位，没有自己的文化权威，没有自己的文化公信力，不能在文化评估上发出自己的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传媒的耻辱，不管它有多少广告利润！

我尤其寄希望于我们的高等院校，那么多文化人，那么多硕士博士教授博导，我们的高校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评估体系与威信。同时我也完全相信，迅速走红的明星们，大多数会有自知之明，会学习提高，乘胜前进，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会贡献一些真正的文化瑰宝，而不会满足于一时的鼓噪喧嚣。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