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网络上读到了徐晋如博士11月3日发表在《深圳商报》上批驳我于10月26日在南都上刊出的《叔本华应该留用还是辞退？》的文章。本来，我对中国的博士或教授之类的，就一直没什好感，对他们写的文字或所谓的学术成果也一直不在意。但毕竟，徐博士的文章乃因我而发，如果保持沉默，则无异于默认了他的观点；更何况，理不辩不明，故对于他的质疑，我不妨在此一一作答。

南都发表文章的时候，是做了删改的。其实，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我并没有通读过“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也并没有否认我立论的依据就是新闻中报道出来的“只鳞片爪”。确实也如徐博士所说，我“显然不是学界中人”，可徐博士不但显然是“学界中人”，而且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况且作为深大的教师，也应该确实“见过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否则，按徐博士自己的逻辑，也不会专门就此事写文章来“拨乱反正”了——既然觉得我从新闻的“只鳞片爪”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则不妨从“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中摘出几段能让我和读者诸君心服口服的话来，以证明我的“奇文”确实是“大言炎炎”。遗憾的是，在徐博士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倒是见识到了徐博士的“情绪”之宣泄——这也难怪，就算写得逻辑再混乱，见识再浅薄，可这样的文章毕竟能讨深大领导的喜欢。

如徐博士所言，“任何改革都会有人批评”，那么，就算我并未“见过深圳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正式文本”，提出“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及服务学生等情况是由谁来考核？依照什么程序来考核？用什么标准来考核”之类的问题似乎也不为过罢——而且，正因为我没有见过正式文本，才会提出此类问题。我的疑虑正等着像徐博士一样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缺乏起码的研究和了解”的专家和学者们来解答呢，徐博士想来也不会因我的无知而拒绝给我一个求知的机会罢——或许，信仰“民可与享成，不可与谋始”的高高在上的徐博士根本不屑于与像俺似的只可“与享成”的小民“谋始”也说不定。不过，那却是另一回事了。至于“人员去留将与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及服务学生等情况挂钩”，则并非我归纳，而是记者在新闻中写的，我想，记者也不至于凭空捏造出这种东西来罢。

徐博士质疑我凭什么得出 “有些教师巧舌如簧，擅长忽悠学生，其实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草包，但他们在学生中的口碑照样会不错，而且可以通过用钱买版面发论文通过科研成果考核这一关”的结论，倒是确实有所凭。我好歹也在大学里混过几年，而且与徐博士学的恰好是同一个专业，只是方向不同罢了。这种老师在我就读的那所大学，确实也见过不少。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口才确实没得说，很多学生——尤其是新生——都喜欢听他的课，甚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每次上课时，总是拿着一个旧得不能再旧的笔记本——那就是他的讲义，可能十来年都没修改过。该教师最喜欢对学生讲他的书被盗版的故事，他最得意的“学术成果”就是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里“省”字应该怎么读的研究——在他看来，“省”在这里应该是“简洁”的意思。我一向不喜欢听他的课，也不认可他最得意的研究。后来，听一些学生说，因为崇拜该老师，总是去听他的课，才发现他在讲同一个主题时，所讲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包括用词、语气、神态、手势，甚至插科打荤的话——这种功夫恐怕不是一两年能磨练出来的罢。至于深大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草包”，我还真没有“在学生当中做过起码的调查研究”，但我却也没说深大就一定有——用得着去为这种事做“起码的调查研究”么？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何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也见过不少“能说会道的草包”，徐博士能担保深大就没有吗？当然，我愿意相信徐博士本人并非“能说会道的草包”，因为他“曾开设《唐诗概论》一课，自认为学术新见迭出”，可见并不是草包——虽然“省不省”教授也认为自己“新见迭出”，但我绝不敢拿他与长于“谋始”的徐博士相提并论。

不可否认，“讲课效果，与学术能力从来不该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见徐博士在新浪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m3ax.html，发表时编辑改成了“讲课效果与学术能力从来不该是对立的”），却也不一定就能得出“只有学术能力强，肚里有货，才能在课堂上舌璨莲花”。“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或许是“因为生公有精深的佛学造诣”，但“在课堂上舌璨莲花”却也并非表明说话的人就一定“学术能力强，肚里有货”——何况，“货”还有“好货”与“坏货”之分，在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忽悠人的事还少吗？我相信深大的学生“不是冥顽不灵的顽石”，教师是否尽心尽责也能判断得出来，至于教师到底“有没有学问”，却未必“心中都跟明镜似的”——徐博士想来也没有就此做过“起码的调查研究”，怎么就这么肯定呢？香港大学单习章博士曾说过，看一个学者的学问，“不看论文，看聊效”，信哉斯言！——从徐博士在报纸和博客上的“聊效”，在下确实也看到了徐博士这位“人文学者”之“思想的深邃与条理的清晰”呀！

我确实并非“学界中人”，也不愿意涉足其间，当然无权与闻徐博士所谓的那个“人所共知的秘密”——我只知道，中国当下的人文学科的论文，绝大多数并不是“教授们满足好奇心的产物”，倒是“教授们满足名利心的产物”，“无益于世道人心”且不说，如徐博士所言，就算不是“通过用钱买版面”发表的，其价值也略等于无。这种论文自然不写也罢，但不写“这种论文”的教授，却也未必就能“认真讲好课，带好学生”，或“对得起每月的工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确实如此。但是，“传道、授业、解惑”和“能讲好课”还是略有差别。能否讲好课，往往更多的是个口才的问题，未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就象我在上面所列举的那位长于煽情的“省不省”教授，学生未必就觉得他的课讲得不好，但到底能从中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还是要存疑。相反，那些口才欠佳的老师，却也未必就不能“传道、授业、解惑”——叔本华、周作人等人留传给后世的著作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不能影响学生，让学生获益”吗？非也，只能说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或曰另一种传播媒介来“影响学生，让学生获益”。他们难道就不配在大学里——注意，我讲的是大学，而不是中小学或幼儿园——当老师吗？虽然叔本华也因没有学生听他的课离开了柏林大学，但叔本华的离开，并非叔本华的损失，而是柏林大学的损失。徐博士又要说了，像叔本华与周作人“这样的科学家、学者，可以选择到企业、研究所当中工作，又有什么必要在高校当中占一个教师的名额呢”？试问，当下的中国，有这种能够容纳他们的企业和研究所吗？徐博士的学问也很高，为什么不替自己找一个类似的企业和研究所呢？又有什么必要在高校当中占一个教师的名额呢？叔本华可以“选择像康德一样隐居著述”，因为“他有丰厚的遗产”，周作人有吗？像周作人一样口才欠佳却造诣很深的学者们有吗？徐博士自己有吗？如果没有大学的教职，他们未必能专心著述。

周作人的人格如何且不论，但他到底有没有学问，“学界中人”自有公论，恐怕并非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徐博士一句“周作人本身就不是有学问的人”就能抹杀的罢。而且，徐博士又不是我，也没有和我交流过，怎么就知道我“不会认为周作人是大师”呢？徐博士的严谨哪里去了呢？和徐博士的臆测恰恰相反，在我的心里，周作人是和他的哥哥鲁迅并列的大师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二人各有千秋，不分伯仲——在学问上，前者也未必比后者差。

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大师而不知珍惜，相反却有眼无珠，用制度的或其他人为的方式排挤他们、迫害他们，将他们扫地出门，这才是大学——甚或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文章不代表人民网文化频道观点，只代表署名作者的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