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闹剧年年有，已成中国文化界的景观，2009年这起“大师门”事件尤其热闹，因为身陷其中的是之前形象接近完美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学者李辉带有“炮轰”性质的文章，从年龄、经历、学识三个层面，对文怀沙进行了“一个缺点也不放过”的质疑，在李辉看来，“国学大师”成了造假大师，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又一位大师的倒掉，几乎成为了现实。

李辉用如此劲爆的语言对大师外衣实施扒光动作，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且不说他违背了“为尊者讳”这一古训，有可能遭致道德上的指摘，仅从现代社会尊重个人隐私角度讲，万一某一质疑无根无据属于空穴来风的话，也很容易陷入被动局面。但网络时代对于“真相”一词的高度敏感，让李辉背后拥有了充足的支持力量，网络调查有高达92%的人“相信文怀沙造假”的比率，也不得不让文怀沙进行必要的回应。

古往今来，即便经住时间考验，成为举世公认的“真大师”们，也难说没有道德和行为上的瑕疵。经受舆论的拷问和自身反省带来的痛苦，并对人生和生命给出最诚实的自我评价，这也是很多大师必须经过的心灵道路。人们可以容忍坦然面对缺陷的大师，并且会将之升华为真性情，却极度反感大师进行自我包装和美化，这种行为更会加剧大众将偶像推倒的决心。

所以，从文怀沙的学生撰写辩护文章，到文怀沙的儿子替父亲回到质疑，再到文怀沙通过凤凰网发表声明，走的都是大而化之的路线——对于学生征询是否状告刊发李辉文章的媒体，文怀沙说，“不可以，也没意义，那正是人家希望的”，包括文怀沙所发声明的重点落脚处，“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些都不能与李辉的“正面回答我的质疑”形成信息对称，大家看到的是回避和躲闪，而不是用事实回击“流言”信心和勇气。

李辉要求的“正面回答我的质疑”，在大师遍地的中国有着其现实意义。处在物质发达精神迷惘期的中国，在大师匮乏的时代，出于缓解内心焦虑的需求，人为地将一批批根本不具大师实力的文化人，捧到了“大师”大师的位置上，而深谙“大师”这枚印章在官方和民间的巨大通行价值的投机取巧者，也纷纷“被动的”、“退一步的”甚至“被逼无奈”地成为了大师。对于“伪大师”的打假，通常由知识界开始，往往这样的打假行为，还经常会被公众认为是文人之间的相轻，“伪大师”们也通常利用人们的尊敬和同情，继续为自己化妆抹粉，但假的终归是假的，头上罩着光环但却禁不起推敲的大师，如同被风化的泥雕，一触即碎。

民间有俗语说，“上得去下得来的才是大师”，意指大师不仅要在境界上高瞻远瞩，更要具备与民间对话的实用价值。作为衡量大师的一个标准，“经得住推敲”以后也要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大师的必备条件，当然，推敲范围不仅限李辉这次提出的“年龄、经历、学识”这三个层面，更要扩大到对大师的人格、品行和风范进行全面考量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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