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开始，中国诗歌似乎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产生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潮流的推动下，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而导致的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因此，打破中国诗歌创作面临的艰难困境，提升中国诗歌的精神凝聚力的途径之一就是重新认识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

无论是在诗坛辛勤耕耘的诗人，还是以诗歌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家，或者是对诗歌抱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恐怕没有人对当前的诗歌创作满意。即使你读了成百上千的时下作品，也很少能发现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因而诗歌理所当然要以现实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然而，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所以，当我们读到郑敏的《金黄的稻束》中的“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的诗句时，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首好诗，因为诗人抓住了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中表现出来的“坚韧”和“静默”的精神内涵。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但是，好诗歌绝对不是离开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状况而对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进行抽象的概括。恰恰相反，一切具有超越性的人类价值往往是消融在各个民族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所以，当我们读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宇宙的无限性和人生的有限性之间难以平衡的人类普遍的感伤情绪。当我们读到雪莱的《西风颂》中“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时，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诗歌中蕴涵的人类普遍的理想追求。正因为这些诗歌是从各自民族的具体生活中感受到了人类一直不断探索的价值追问，因而具有了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的恒久意义。

好诗歌既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也是对已有诗歌艺术形式的完美超越，应当以无可比拟的文体形式创造作为最高追求。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说的就是诗歌创作中语言运用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所以，当我们读到卞之琳的《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其中表达的是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在追求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化基础上，好诗歌更是对不可模仿的文体形式的独特创造，这也是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必然结果。从汉代的辞赋到唐代的律诗，从宋代的词到元代的曲，从明清的小说到现代的自由诗，不同时代的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文体上的创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现代自由诗的出现虽然为诗人们的文体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只有在文体形式的创造上尽量不重复别人，才能说诗人真正实现了艺术的创新，这样的诗歌也才是真正的好诗歌。

随着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公布，诗歌又一次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某些作品作出无论是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评价都是符合文学欣赏和批评的内在规律的。然而，当前有关某些诗歌作品的争议已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了更为广泛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总体走向问题。

新世纪开始，中国诗歌似乎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产生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潮流的推动下，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而导致的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因此，打破中国诗歌创作面临的艰难困境，提升中国诗歌的精神凝聚力的途径之一就是重新认识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

无论是在诗坛辛勤耕耘的诗人，还是以诗歌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家，或者是对诗歌抱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恐怕没有人对当前的诗歌创作满意。即使你读了成百上千的时下作品，也很少能发现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因而诗歌理所当然要以现实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然而，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所以，当我们读到郑敏的《金黄的稻束》中的“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的诗句时，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首好诗，因为诗人抓住了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中表现出来的“坚韧”和“静默”的精神内涵。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但是，好诗歌绝对不是离开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状况而对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进行抽象的概括。恰恰相反，一切具有超越性的人类价值往往是消融在各个民族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所以，当我们读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宇宙的无限性和人生的有限性之间难以平衡的人类普遍的感伤情绪。当我们读到雪莱的《西风颂》中“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时，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诗歌中蕴涵的人类普遍的理想追求。正因为这些诗歌是从各自民族的具体生活中感受到了人类一直不断探索的价值追问，因而具有了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的恒久意义。

好诗歌既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也是对已有诗歌艺术形式的完美超越，应当以无可比拟的文体形式创造作为最高追求。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说的就是诗歌创作中语言运用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所以，当我们读到卞之琳的《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其中表达的是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在追求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化基础上，好诗歌更是对不可模仿的文体形式的独特创造，这也是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必然结果。从汉代的辞赋到唐代的律诗，从宋代的词到元代的曲，从明清的小说到现代的自由诗，不同时代的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文体上的创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现代自由诗的出现虽然为诗人们的文体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只有在文体形式的创造上尽量不重复别人，才能说诗人真正实现了艺术的创新，这样的诗歌也才是真正的好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