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斌摄

核心观点

□如果只是不断在谋术文化、民粹文化、复古文化和地域文化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对中华文化的推进，将不会有好处

□如果能够增加大道文化、理性文化、创新文化、整体文化的成分，那才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为文化做“减法”的目的，就是让文化真正有价值的部位凸显出来，不要让它成为热闹喧嚣的文化闹剧，让我们最有生命质感的文化，走上新的道路

2010年，“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成为时代关键词。随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多元价值发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和丰富。与此同时，各种文化现象鱼龙混杂，让人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12月22日，在全球华人世界中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做客本报“文化讲坛”，以《为中华文化做减法》为题，给现场观众和网友作了一场精彩演讲，并回答提问。

以下为演讲摘编。

——编 者

我一直在行走。前不久刚去了台湾、香港和澳门。走来走去有个很大的好处，能知道宏观层面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什么病。工业需要减排，身体需要减肥，心理需要减压，“减减减”，这个“减”已成为现实中一个重要命题。而过去我们只知道“加加加”。对于当代人来说，大量信息挤压着你，多种文化触碰着你，但文化有臃肿的部位，像脂肪一样，去掉它，生命力才更强悍。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大家还是感觉精神文化滞后？这说明其中有问题，要求我们对文化做点减法。做减法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重新解读的过程。

用减法清理文化思路

文化问题很复杂，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清理我们的文化思路，为文化做减法，非常必要。

做减法，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化。我曾这样定义“文化”：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进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集体人格，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国民性”。

写散文、诗歌，爱唱歌、跳舞，是文化吗？是，但还没有把制高点拎出来。我们讲的文化，更多侧重于建设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确定精神价值的高度。

做减法，要了解中华文化本性。“刚健有为”、“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都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一些表现。好不好？当然好，但别国的民族也会说，我们的文化也有这个品质，只不过你们是用文言文讲出来罢了。有朋友从远方来你们很高兴，我们难道不高兴吗？

我总结一下，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有几个不同特性。

一是，社会模式上的礼仪之道。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是一种理想，礼仪也是文化的载体。礼仪在不识字的人当中，代代相传。

二是，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在世界很多民族文化中，人格的理想不一样。有的是绅士，有的是骑士，而我们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是君子。2000多年来，君子与小人的对比，一直是评价人格的重要标准。

三是，行为模式上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等同滑头哲学，而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我们祖先很早就知道，农耕依赖四季，所以冷到极端，春天就来了；热到极端，秋风就起了。无论是《周易》，还是孔子，都告诉我们不要采取极端方式。这是作为我们民族命脉的方法论。

近30年来，我们中华文化有什么进步呢？衡量进步的重要标准，还是指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进步。

一是民生文化。过去往往注重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现在则把民生放在非常重要的层面。

二是多元文化。对于不熟悉的艺术作品，不熟悉的文化思维，现在的宽容度远远大于30年前。年纪大的人，看到年轻人的东西也宽容了，对海外民族的东西，我们甚至会带着很大的热情去面对。

三是生命文化。几次抗击大灾，我们建立了一种生命文化。我们现在不断提出“生命第一”，不断强调“抢救、抢救、抢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就可成为全中国关注的对象。这样的现象，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这三种文化，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精神价值。希望能够坚持！

用减法走出文化误区

由于分不清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什么是多余的脂肪，什么是强壮的肌肉，我们在文化领域内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误区。我们的加减法也需要针对这种误区展开。

其一，减少一点谋术文化，增加一点大道文化，或曰大爱文化。

我曾经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作过调查，发现他们最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绝大多数是谋术文化。这相当不利——既对年轻人心理健康不利，也影响中华文化的外部形象。我在海外演讲的时候经常听外国听众问：我们很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就看你们的电视剧，看你们的书籍。但看来看去，觉得中国人太“厉害”了。这还算客气的说法。我常常解释，中国人真的不是这么“坏”。

我们祖先非常强调大道文化、大爱文化。成人之美是我们文化的亮点，谋术则是其反面。虽然谋术客观存在，但如果总在传播它，就容易让人误读。

其二，减少一些民粹文化，增加一些理性文化。

普通民众能够在网上自由地发表意见，这是中华文明一大进步。但也确实产生了“民粹”文化：即非理性地发表极端意见后，有更多不加分辨的人盲目跟随，造成一种隐性暴力。

落到艺术上，则是以收视率、排行榜作为最高标准。其实，现场观众齐声欢呼的、当成快感的东西，未必是文化。正如我的朋友梁晓声先生所说：文化不能把老百姓变傻。不管东方美学还是西方美学都告诉我们，美是对人的提升，而非现场的快感。如果我们长期局限于此的话，这种民粹主义一定会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文化，最后谁也没有判断力，谁也不会负责任。我们一起参与了，齐声喊打倒——这将带来灾难。

其三，减少一点复古文化，增加一点创新文化。

我对传统文化非常尊崇，这从我的研究与写作经历可以看出。我想强调的是，热爱传统文化不等于盲目复古。如果一个民族的敏感点总在遥远的古代——一座古墓被挖掘，一个古人被叙述，一位古代皇帝的阴谋重新被读解，而对新的创造缺少敏感的话，这样的文化很难称为成功。

我们要找到古代文化的精、气、神，对它进行本质化提炼，让后代能比较轻松、愉快地接受，令大家真正尊敬我们当今的创新，进而一起尊敬古人，这才非常重要。

其四，减少一些地域文化，增加一些整体文化。

走过国内很多地方，我发现不少地方感染了一个毛病，都在讲地域文化极其重要，甚至为此争执：这个古人是我们的，那个名家是我们的。如果地域文化再闹腾下去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笑话，最后就变成一个悲剧——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了，因为被分割了。

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唯一未被中断传承下来的文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整体性。我们不管出生在哪个穷乡僻壤，只要有点知识就会知道，“天下兴亡”、“五湖四海”是怎么回事。歌德讲过一句话，人类凭自己的聪明划了很多界限，但最后又凭着爱把它们全部推倒。我觉得歌德讲得有道理。如果总是分割的话，这种“做”文化，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侵害。

我要说，如果你只是不断在谋术文化、民粹文化、复古文化和地域文化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对中华文化的推进，将不会有好处。而如果能够增加大道文化、理性文化、创新文化和整体文化的成分，那才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最后，我还要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一定要重视文化。面向国内，面向海外，面向我们的后代，我们需要树立文化的尊严，建立文化的高贵，这就更需要传播好我们的文化。而为文化做“减法”的目的，就是让文化真正有价值的部位凸显出来，不要让它成为热闹喧嚣的文化闹剧。为文化减肥，就是为我们自己减压，让我们最有生命质感的文化，走上新的道路！

（本报记者吕绍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