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写作的语言表达而言，与一般应用文写作的语言程式化不同，也与文学创作的语言个性化追求不同，文学批评的语言运用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一方面，批评写作的语言具有科学性，也就是在专业术语的运用上要遵守概念内涵的明确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说理推论的逻辑性。文学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系统，如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兴味、风骨、虚静等，现代文论中的形象、典型、风格、文本、情结等，只有恰当选择运用这些术语，才能使文学批评规范化，具有学术性。除了科学性之外，文学批评的对象毕竟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写作活动，所以批评写作还要注意语言的艺术性，若把对一篇可圈可点的美文的批评变成一堆干巴巴的术语，这根本就是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因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作品的完善以及对作品的更深入了解，是一个提升和发现的过程，理论的渗透是为了更方便地言说作品，而不是将作品完全地拆解开来印证某种理论。因此，好的批评家应该在批评的写作中做到语言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合。

就阅读而言，文本阅读是批评写作的起点。正确的文本阅读方法，首先应该是“遗忘式”阅读：直接面对文本，忘记它的作者、写作背景、流派归属以及所有关于它或褒或贬的论述。如果不能斩断这些“情丝”的话，很容易在进入文本之前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会成为走进文本的阻碍。在这点上，新批评提倡的文本细读方式可以借鉴。这是文本阅读的第一步。但新批评对语义、语境以及文本中所用的各种修辞手段的深入挖掘，更适合诗歌这类短小精悍的文体。在经过遗忘式的第一遍阅读后，对作品要有一个从零散到整体的把握，把作品看成一个整体，并形成关于作品的初步印象。印象派批评特别重视初次接触作品时形成的融入批评者审美直觉的“独特印象”，把捉住这一印象，将批评变成一种艺术创造，打上非常个性化的色彩。印象派批评注重自我独特体验的批评实践，对于打破社会历史批评的缺乏个性的沉闷感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建设性的批评，不但要有个性，还应该谋求批评家之间的“递增型发展以建立一套有生命力的批评思想” 。韦勒克在这里所讲的“批评思想”，其实指的是与批评相关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能够建构有关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要达到批评的这一目的，我们不仅需要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印象派批评的独特体验，更需要批评的某种规范性、科学性。所以阅读的最终任务就不仅仅是文本的细读，而是要读出具体文本在整个作家创作之中的序列，作品的研究情况，甚至与作家创作相关的其它因素都应成为阅读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好的阅读应当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既要遗忘关于文本的种种既定结论，以便能够真切地进入文本内部，由这个内部联系到相关的内容，更需要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冷静审视，在这样的基础上，批评写作的学术性才有保障。

台湾作家龙应台关于文学批评写作的一席话值得借鉴：“我必须在灯下正襟危坐：第一遍，凭感觉采撷印象；第二遍，用批评的眼光去分析判断，作笔记；然后读第三遍，重新印证、检查已作的价值判断。然后，我才动笔去写这篇一个字三毛钱的文章。”

就立意而言，批评写作对立意同样有着很高的要求。批评写作立意的新颖深刻与否决定了它的价值高低。立意是文章的灵魂，纵然是再华丽的词藻没有了新颖、深刻立意的支撑，最多也只是拾人牙慧的重复之作。以王朔小说研究为例，当王朔以独特的小说创作“横空出世”时，评论家们很快分成了两派——赞成的和反对的。赞成的看到了王朔的创作在“躲避崇高”背后的另一种真实，反对者痛斥王朔创作中道德观念的虚无，两种观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怪圈，所有再进入这个怪圈的批评者都会有“云深不知处”的迷茫之感，这就是在立意上没有新意可言的结果。季红真对王朔小说的研究则脱离了支持或反对的单线思维，从“精神流浪者的自信与迷惘”这一角度切入，触及了王朔创作中的根本矛盾：“否定的负值这一项是充实的，因而自信；肯定的正值这一项却是一个空白，自然迷惘。迷惘中虽有一些渴望，毕竟飘渺。” 独特的视角，新颖的立意使得季红真关于王朔小说的分析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写作方式。

文学创作需要独创性，批评写作同样需要独创性，新颖的立意不仅能深化具体的文本研究，更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形成某种独创性的观点，再用来解释同类的文学现象。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中，通过对陀氏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复调小说”这一理论，不仅拓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维度，而且开拓了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维度，从此“复调小说”的批评理论成为研究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除此之外，批评写作属于理论研究活动，它要选择一定的理论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没有理论思想的批评写作，往往是单薄的。而在文体风格的要求上，它主要是一种议论文，以议论为主，虽然也会涉及说明、叙述描写等，但这些表达手法的运用要服从于说理的需要，观点和例子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深度，令人信服。

文学批评写作当然要遵循一般写作的规范，但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写作门类具有其独特规定性。

就写作的语言表达而言，与一般应用文写作的语言程式化不同，也与文学创作的语言个性化追求不同，文学批评的语言运用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一方面，批评写作的语言具有科学性，也就是在专业术语的运用上要遵守概念内涵的明确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说理推论的逻辑性。文学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系统，如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兴味、风骨、虚静等，现代文论中的形象、典型、风格、文本、情结等，只有恰当选择运用这些术语，才能使文学批评规范化，具有学术性。除了科学性之外，文学批评的对象毕竟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写作活动，所以批评写作还要注意语言的艺术性，若把对一篇可圈可点的美文的批评变成一堆干巴巴的术语，这根本就是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因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作品的完善以及对作品的更深入了解，是一个提升和发现的过程，理论的渗透是为了更方便地言说作品，而不是将作品完全地拆解开来印证某种理论。因此，好的批评家应该在批评的写作中做到语言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合。

就阅读而言，文本阅读是批评写作的起点。正确的文本阅读方法，首先应该是“遗忘式”阅读：直接面对文本，忘记它的作者、写作背景、流派归属以及所有关于它或褒或贬的论述。如果不能斩断这些“情丝”的话，很容易在进入文本之前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会成为走进文本的阻碍。在这点上，新批评提倡的文本细读方式可以借鉴。这是文本阅读的第一步。但新批评对语义、语境以及文本中所用的各种修辞手段的深入挖掘，更适合诗歌这类短小精悍的文体。在经过遗忘式的第一遍阅读后，对作品要有一个从零散到整体的把握，把作品看成一个整体，并形成关于作品的初步印象。印象派批评特别重视初次接触作品时形成的融入批评者审美直觉的“独特印象”，把捉住这一印象，将批评变成一种艺术创造，打上非常个性化的色彩。印象派批评注重自我独特体验的批评实践，对于打破社会历史批评的缺乏个性的沉闷感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建设性的批评，不但要有个性，还应该谋求批评家之间的“递增型发展以建立一套有生命力的批评思想” 。韦勒克在这里所讲的“批评思想”，其实指的是与批评相关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能够建构有关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要达到批评的这一目的，我们不仅需要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印象派批评的独特体验，更需要批评的某种规范性、科学性。所以阅读的最终任务就不仅仅是文本的细读，而是要读出具体文本在整个作家创作之中的序列，作品的研究情况，甚至与作家创作相关的其它因素都应成为阅读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好的阅读应当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既要遗忘关于文本的种种既定结论，以便能够真切地进入文本内部，由这个内部联系到相关的内容，更需要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冷静审视，在这样的基础上，批评写作的学术性才有保障。

台湾作家龙应台关于文学批评写作的一席话值得借鉴：“我必须在灯下正襟危坐：第一遍，凭感觉采撷印象；第二遍，用批评的眼光去分析判断，作笔记；然后读第三遍，重新印证、检查已作的价值判断。然后，我才动笔去写这篇一个字三毛钱的文章。”

就立意而言，批评写作对立意同样有着很高的要求。批评写作立意的新颖深刻与否决定了它的价值高低。立意是文章的灵魂，纵然是再华丽的词藻没有了新颖、深刻立意的支撑，最多也只是拾人牙慧的重复之作。以王朔小说研究为例，当王朔以独特的小说创作“横空出世”时，评论家们很快分成了两派——赞成的和反对的。赞成的看到了王朔的创作在“躲避崇高”背后的另一种真实，反对者痛斥王朔创作中道德观念的虚无，两种观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怪圈，所有再进入这个怪圈的批评者都会有“云深不知处”的迷茫之感，这就是在立意上没有新意可言的结果。季红真对王朔小说的研究则脱离了支持或反对的单线思维，从“精神流浪者的自信与迷惘”这一角度切入，触及了王朔创作中的根本矛盾：“否定的负值这一项是充实的，因而自信；肯定的正值这一项却是一个空白，自然迷惘。迷惘中虽有一些渴望，毕竟飘渺。” 独特的视角，新颖的立意使得季红真关于王朔小说的分析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写作方式。

文学创作需要独创性，批评写作同样需要独创性，新颖的立意不仅能深化具体的文本研究，更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形成某种独创性的观点，再用来解释同类的文学现象。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中，通过对陀氏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复调小说”这一理论，不仅拓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维度，而且开拓了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维度，从此“复调小说”的批评理论成为研究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除此之外，批评写作属于理论研究活动，它要选择一定的理论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没有理论思想的批评写作，往往是单薄的。而在文体风格的要求上，它主要是一种议论文，以议论为主，虽然也会涉及说明、叙述描写等，但这些表达手法的运用要服从于说理的需要，观点和例子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深度，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