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国家还是各个地方政府，无论公众还是媒体，对于“非遗”的高度关切和巨大热情都是一个新的趋向。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社会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平台所具有的综合实力，像“非遗”这样的议题才可能成为社会的焦点。如果回到30多年前，一个社会尚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我们即使有了珍重文化遗产的观念，也不可能有实现这一观念的物质条件，而在那时整个社会条件下，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达到当下的水平。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对于文化传统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是我们文化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于中华民族宝贵文化创造力的珍重和关切，这种认识上的提高正是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实力的提升相联系，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一种更有力度的支撑。

今天，人们对于“非遗”的高度重视，是从具体的层面上对于传统“活化”的努力，而这是以许许多多具体形态的传统文化表征的复活为标志，其深刻背景是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带来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这种新的现实使得我们感受到了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20世纪，传统文化有一种“空洞化”的状态：一方面，我们为了追求民族复兴而高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在逆境中追求富强。我们往往需要像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我们往往仅仅接受“现代性”标准下的一部分“抽象”传统；而另一方面，我们则将许许多多传统文化的“具体”表征视为“落后”、“封建”的标志而加以批判，像传统的节庆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服饰等都曾受到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所显示的贫穷和积弱，使得中国“现代性”不得不在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中建构自身，所以“五四”新文化是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标志，而这又以一种对民族危机的深重文化焦虑为基础。

这种文化焦虑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断回到民族的光荣之中寻找民族奋起的支点，这种光荣可以说是一种“抽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批判传统中寻找民族新生的可能，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可以说是一种“具体”。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性”文化焦虑的难以克服。一方面，我们时刻肯定民族存在的理由和民族的辉煌传统，以改变“挨打”的屈辱；另一方面，却又在尖锐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限制和困扰，以克服“落后”的难题。所幸的是，到了今天，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超越，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传承有了强烈的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活在今天的传统，对于我们新的发展和自我认同的生成，对于认识我们自己在历史中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都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在文化的具体性上寻找传统复活的机会。这是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的生动展开，这正是人们告别民族悲情，克服今天传统“空洞化”的努力。

当然，从总体上看是明智的选择，也会有一些问题和困扰，如将“非遗”的申请和地方的政绩或旅游产业的发展过于直接和简单地加以联系、把“非遗”和本地社群的发展和文化的创造割裂开来、将“非遗”变成一种难以在本地延续的展示等问题。如何让今天这些还活在生活和人们心中的传统通过“申遗”的实践得以更好的保护和流传，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时代中更具活力，需要我们认真解决。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