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黄永玉先生最初的艺术亮相，是木刻创作。

抗战爆发后，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时，他的案头必读之一，是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这本书，引导黄永玉走上木刻之路，促成了一位艺术家的脱颖而出。

八年过去，抗战胜利，野夫在上海将《怎样研究木刻》修订后，交由文化供应社于1948年8月出版，修订版易名为《木刻手册》。

野夫在《木刻手册》 “绪言”中，这样谈到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虽然在技法方面仍不免经过短时期的模仿，但总算消化得快，不像一般洋画搬到中国以后，一辈子停留在‘洋化’的窠臼，不能变为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要稍为留心一下木刻艺术发展的沿革，便很容易看得出它是很快的从‘抄袭’转变为‘自由创作’，从‘抗战八股’转为‘一般人民生活的写照’，从‘洋化’转为‘国化’。”

值得注意的是，《木刻手册》封面选用了黄永玉1946年创作的木刻《讲故事》（封面见图一）。由此看来，选择黄永玉的木刻《讲故事》作为封面，显然有着野夫的特殊用意。可以推断，在野夫看来，黄永玉的创作体现了他所说的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三种转变特征。此时，黄永玉还不到23岁。

野夫——一位多年来积极指导众多年轻学生学习木刻的木刻前辈——以这种特殊的、格外庄重的方式，把年轻的黄永玉的木刻艺术推到了人们关注的前台。对于黄永玉，这一举荐，在他的艺术发展道路上，显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除了封面选用了黄永玉的作品，在《木刻手册》第七章 “木刻史话”之第二部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史略”中，野夫还记载了战后在上海的木刻活动，其中涉及到了黄永玉。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黄永玉早期活动的最早记录：（1947年12月）25日，“木协”召开理监事会书面改选开票。结果：可扬、野夫、麦杆、西厓、永玉、刃锋、克萍、李桦、王琦、秉恒、珂田11人当选为理事，漾兮、蔡迪支、余白墅为候补理事，以前五名得票最多者为常务理事。……并推麦杆负责总务，可扬研究，西厓出版，野夫供应，永玉展览，珂田继任会计。

六十几年后，黄先生在我买到的这本《木刻手册》上题跋如下（见图二）：

我学木刻，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以前在学校做得很盲目，刻出的板子甚至怀疑有没有白做？后来跟野夫、李桦、陈烟桥先生通信，46、47年又见了面，在我说来，神圣如殿堂。先生们以后的遭遇，不幸，丝毫无损于我对于他们（包括新波）的崇敬。

我也成为八十六岁的老人。

在他们面前，他们活着年月，以及他们都不在人世而只留下渺小幼稚的我。我还是以前的我。

他们在人世对我的宽容以及他们在天之灵我都相信，他们在注视我——佻（调）皮不佻（调）皮？用功不用功？

黄永玉二○○九年七月十二日于万荷堂重读少年时代启蒙宝书。

题跋简短，却颇有历史容量，令人感慨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