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敏中

屈原故里，或曰江陵，或曰秭归，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相持不下。近年，又出现了 “汉寿屈原故里说”，攻之者亦随之而起。

“汉寿屈原故里说”的论据之一是，汉寿曾称作辰阳县。而据考证，汉寿称作辰阳，始于宋大观年间，已是屈原写作《涉江》等千余年之后的事情，怎能拿来论证汉寿是辰阳的观点呢？《涉江》等中的辰阳，同溆浦一样，只是一个方位。水北曰阳，辰阳，即辰水之北。

“汉寿屈原故里说”的论据之二是，1986年5月，在汉寿株木山发掘出一座楚墓，出土一柄“武王之童督”铭文戈。有人凭想象认为，这是楚武王赐给其子屈瑕的“尚方宝剑”，汉寿是屈原故里。常识告诉我们，“尚方宝剑”是“剑”，不会是“戈”，且诸侯王又是否有资格授其臣下“尚方宝剑”呢？把“武王之童督”戈认为是“尚方宝剑”，是说不过去的。其次，“尚方宝剑”一词，在秦汉时才出现，之前连少府、尚方令、尚方丞等官制官职都没有，“尚方宝剑”这一说也就不可能有，又何来楚武王赐其子屈瑕“尚方宝剑”之事呢？

2005年7月6日，《常德日报》发表主持此墓发掘的杨启乾的文章《汉寿出土“武王之童督”戈考》，认定“此戈制作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秦武王时期，而不是比墓葬入土时间早400多年的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时期。”此说得到著名学者李学勤、马承源的首肯。此武王不是彼武王。2007年11月2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上海博物馆沈融写的《武王之童督戈考》。该文虽系对怀化中方乡恭园村出土的铜戈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汉寿株木山出土的铜戈。该文首先肯定了“‘武王’可确认为秦武王”。对“武王之童督”一词，作者给出了如下解释：

“之”，连词，表示“武王”对“童督”的领属关系。“童”，本义男性奴仆。从《史记·秦本纪》一段文字“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及战国时各国君臣“养士”成风的社会现象来看，秦武王蓄养的以体能、武功见长的人当不在少数。由于出身贫贱，没有独立人格，这些人只能以奴隶身份与武王相处。“武王之童”就是这一特殊群体的称呼。 “督”，人名，“武王之童”的一员。

“武王之童督”篇幅简短，与秦武王前任惠文王，后任昭襄王时代的冗长的“物勒工名”毫无相通之处，是典型的“物勒主名”款，在战国晚期秦国兵器铭文中显得分外突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靠得住的“物勒工名”款的秦武王纪年戈。“物勒工名”的始作俑者是外臣商鞅。商鞅被诛，秦惠文王保留了新法，包括“物勒工名”制度。而从秦武王强烈的尚武、排外倾向来看，“物勒工名”制度有可能在他统治期间遭到废除。

“武王之童督”戈是如何来到楚国的？沈融给出了如下解释：

秦武王三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揭开了湘西争夺战的序幕，到秦昭襄王三十年最终占领湘西地区。“武王之童督戈”就是在这段时间随主人来到湘西并留在那里的。

至此，“汉寿屈原故里说”失去了理论基础。到目前为止，汉寿出土文物也没有一件能与屈原直接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