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昌

吴开晋，1934年出生于山东省阳信县，少小从军，壮年执教。著有《现代诗歌艺术与欣赏》、《当代新诗论》、《新诗的裂变与聚变》等学术专著和《月牙泉》、《倾听春天》、《游心集》等作品集。近年推出四卷本《吴开晋文集》。他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新时期诗潮论》。其科研成果多次获奖，诗作《土地的记忆》也曾获以色列诗歌和平奖。

9月16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著名诗歌评论家、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开晋先生。先生大病初愈，但是精神很好。他告诉记者：为迎接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他目前接受学校任务，正在赶写一篇纪念高兰教授的文章。先生自豪地说：“山东大学有着优秀的人文传统，上世纪30年代杨振声、闻一多、舒舍予、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等云集山大，形成山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0年代王统照、吕荧、殷孟伦、殷焕先等还有著名的‘冯陆高萧’五位名教授又在山大任教，形成山大第二个黄金时代。”

“‘冯陆高萧’是四个姓氏，为什么却是五位教授呢？”

吴先生笑了：“‘冯’是指冯沅君，‘陆’指陆侃如，‘萧’指萧涤非，‘高’却是指高亨和高兰两位教授，所以‘冯陆高萧’是指五位教授。‘冯’‘陆’和高亨教授的道德学问，已经融进了山大的人文传统。冯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妹妹，陆先生是她的丈夫。他们去世后将遗产捐赠山大，设立冯陆奖学金，泽被了众多学子。萧涤非先生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学人。这五位教授中，我和高兰教授是最熟悉的。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不仅在同一教研室工作，还曾共同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现代诗歌硕士点，一起招研究生。他讲授现代诗歌，我讲授当代诗歌。高兰教授是著名诗人，他的《哭亡女苏菲》至今传诵。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好，能看原文。而且他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李璟、李煜、苏轼、李清照的诗词更是倒背如流。他学问深，名气大，却还保留着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为人很直，很纯。比如先生喜爱水仙花。为了观察和等待水仙的盛开，他可以一直在水仙旁边坐一夜。有一年我带学生去敦煌采风，他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同行，嘱咐我一定给他带一件敦煌的东西。我后来从阳关给他带来一块紫色的石头，他喜欢得不得了，特意把这块石头做了镇纸，说看到石头就能想起那个遥远的地方。他脸上那种纯真的笑容，非常令人难忘。”

吴开晋先生说：“高兰先生有诗人的浪漫，可是做学问却一丝不苟，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学术态度非常严谨。这和今天某些年轻学人看一点点书，网上搜集一点点资料，就匆匆落笔成文的治学态度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高兰先生那一代老先生在治学的严谨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既有自己的学术创见，绝不人云亦云，同时又有严格的论证和考证，绝不信口开河。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是1978年来到山东大学任教的，恰逢山大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当时一起教授现代文学、美学还有其他学科的教师，治学态度也都很严谨。大家共同经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耽误，所以都很珍惜教学和做学问的机会，工作上很努力，也确实培养了不少的人才。我们学校的云帆诗社、沃野文学社当时都非常活跃。创作上杨争光、吴滨、韩东、王川平、刘希全等等那时都开始崭露头角，学术上陈炎、贺立华、耿建华、孙基林、章亚昕等等取得的成就也让人非常高兴。”

吴先生说：“我们今天应该把前辈学人的优良学风传承下去。现在一些年轻人急于成名，做学问有浮躁情绪，搞新名词轰炸，弄得云山雾罩。甚至有的学者连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的区别都搞不清，就去出书，去给别人讲课。还有的学人不是老老实实做学问，而是抄袭别人的著作当成自己的成果。我主编的《新时期诗潮论》就曾遭到过多次抄袭，有的还是比较有名的大学里的学者。这种学术失衡现象，的确令人深思。”

我问：“四卷本的《吴开晋文集》最近出齐，在读者中尤其是诗歌界反响非常好。这些科研成果，很多是您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完成的。作为一线教师，怎样搞好学术与科研的关系呢？”

吴先生说：“这两者的关系其实是互补的。作为教师，当然要首先搞好教学，不然就会误人子弟。而如果自己搞一些科研，写一些文章，再把研究成果更好地应用到教学中去，不仅可以提高学术水平，增加新鲜血液，开阔视野，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促进与学生沟通，实际上这对教学工作是一种促进和升华。其实不仅教学与科研之间有这种辩证关系，就是评论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和完善理论。没有写作经验，我们很难进入诗歌的深处和细微处，很难提出自己深刻而独到的发现和见解。托尔斯泰有艺术论，艾青有诗论，朱自清、戴望舒等很多作家、诗人都同时又有自己的理论著述。”

记者问：“记得您的第一本诗论著作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诗歌名篇选读》。当时国内出过几本综合性新诗选本，但是附有评论的却不多见。这本书的出版至今已经近30年了。如果现在让您重新来编选，请问编选标准会有什么变化？”

吴先生说：“现在来看，当时的思想不大解放，考虑最多的还是思想意义，对艺术特色有所忽略。李金发诗歌根本就没选，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其实也还可多选一些。当时著名的《九叶集》、《白色花》还没有出版，所以对九叶派、七月派的作品也有所忽略。今天如果重新编选，标准当然会有变化。不能只注意教育功能，也要注意审美功能。注意诗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

他说：“诗人们多元化的思维已代替了过去单一的思维，也必然导致诗歌多元的态势向前发展。这种多元的态势不仅会影响到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和风格流派以及题材、体裁的多元化，而且在诗的功能上也会是多元化、多方位的。正是这种多元化思维和全方位的艺术创造方式，构成了新时期诗坛现代化诗歌的多元形态和基本定势。我尤为推举和看重那种‘聚变’式的诗歌，也即在多方位地吸纳了不同艺术质素的基础上而创造的诗歌形态。聚合、交融正是裂变的基础和前提，而裂变则是聚变的必然结果。诗歌就像一棵大树，根基是传统文化，再吸收东西南北方的雨露，拥抱自己的太阳，才能茁壮成长。艾青先生就曾说过‘真善美是诗的三个金色的轮子’（大意），核心是真，没有真就谈不上善和美。好的诗歌不能说假话，要给人道德的启示，给人美感，要给人一种向上的健康的力量。艺术风格上可以有古典味道，也可以有现代的味道，但要有自己的东西，表现手法要丰富。”

谈到当代诗坛，吴先生表示自己有几个忧虑：“一、某些青年诗人没有经过过去的苦难，现在却带着极左情绪来盲目歌颂‘文革’时期的生活。他们不能真正忧国忧民，而是胡乱咒骂。头脑不清醒，容易被人利用。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并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二、还有些年轻诗人抛弃诗歌真善美，在诗里表现感官刺激，迷恋写下半身，而不是写心灵的真实旋律。他们不甘寂寞，哗众取宠，搞低俗、庸俗、媚俗那一套。三、诗歌语言缺少锤炼推敲，把口语诗写成了口水诗。实际上，‘你吃饭没有，我吃的是馒头’这样的口语不是诗，诗当然可以写生活片断，卞之琳先生的一首新诗名作的题目就叫《断章》，但这种片断在艺术上是完整的，是经过提炼和艺术加工的，有立体感、形象感，有内在的语言张力，所以才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四、轻视传统。有个著名诗人曾经跟我说新诗没有传统。这个论点我不赞成。传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稳定性，还有一个是传承性。新诗发展至今已经90年了，怎么能说是没有传统呢？五、缺乏精品。以长诗为例，过去人们写长诗少，评论界还发出过呼唤长诗的声音，但现在长诗发表的很多，不过却量大质次，太好的不多。大量的长诗都是根据社会重大事件出现的跟风之作，堆砌事件，水分很大，像当年洛夫《石室之死亡》、北岛《白日梦》、杨炼《诺日朗》那样比较优秀的长诗，确实还不多见。”

尽管对诗坛表达了诸多忧虑，不过，吴先生认为对诗歌的前途不要悲观。他说：“将来的诗坛必是五彩缤纷的春天。艾青生前曾经说过人类的语言不绝灭，诗不绝灭。诗人苏金伞也曾说过：21世纪，是个诗的世纪。我们应该看到诗的世纪正在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