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张艺谋新片《山楂树之恋》的拍摄地湖北省远安县，将更改地名为“山楂县”。谁都会明白，这不过是该县的一次“借水行船”。

我们中国人爱改地名，并非自山楂县始。只要翻翻各地的地方志，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样的例证。

出于政治因素而更改地名最激烈并变了味儿的，莫过于“文革”时期。仅北京一地的街巷改名为向东、卫红者，据统计有几百处之多。东直门外一条街因毗邻前苏联大使馆，而改名为反修路；笔者所居住的前门附近的新开路街，改名为新革路。怎么也要沾上“文革”的气息和色彩，是那时见多不怪的事情。

出于世俗的因素而更改地名的，也不在少数。以北京为例，打劫巷改名为大吉巷、粪场大院改名为奋章大院、墙缝胡同改名为翔凤胡同、烂面胡同改名为烂漫胡同、狗尾巴胡同改名为高义伯胡同……不计其数，都是在百姓口口相传中，在时代的变迁里完成的，表达了百姓对于趋利避祸、平安吉祥朴素的向往，显示了中国文字中谐音的独具特色，折射出人们对“名不正则言不顺”以及避俗向雅的文化的普遍认同。

还有基于文化因素的更名。如北京的御河桥改名为正义路，新疆的绥来县改名为玛纳斯县，武汉的洛加山听取了闻一多的建议而改名为珞珈山，山东的石臼港借用自古已有的日照县而改名为日照市……都增添了各自来自时代变迁、民间艺术和历史悠久的文化意蕴。

显然，对比以往世俗、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如今远安县改名为“山楂县”，是和商业时代同步，与经济大潮共舞，毫不遮掩为自身的经济因素，期冀借助张艺谋电影的影响，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山楂县，有助于山楂县的经济发展。应该说，这没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只是如今出于同样思路更改地名的地方，越来越多：四川的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云南的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县、湖南的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湖北的蒲圻市改为赤壁市、安徽的屯溪市改为黄山市……如此大面积的改名潮出现，都是和当地的名山大川有关，剑指一处，是为了当地的旅游。

如此，说明我们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狭窄的趋同性，已经挤进了一条死胡同，将历史馈赠于我们的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的地名，化繁为简只剩下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一个闪光点，将地名这一文化遗产，当成了可以随意涂抹脸蛋的玩偶或更换服装的衣架。同时，这实在也有悖于我们“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传统和底气，多少显得我们在经济大潮中急于求成，乱了方寸。

地名是历史和时代以地理形态表现的个性符号和文化名片，联合国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曾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我国地名因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作为依托，具有对历史的想象、民间的情感和民俗化的表征，我们还是不要仅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轻易地将地名改变。况且，仅仅靠地名的改变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吗？对于我们自己文化和历史的不够尊重，会不会到头来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地名学所承载的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