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从美国归国至上海。这是钱学森（右三）、其父钱均夫（右二）和其家人在上海家中的合影。（资料图片）

清明将近，春寒依旧，钱老仙逝，追思万千……

一代科学伟人、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楷模的钱学森老先生辞世虽已数月有余，然清明时节，最易伤怀，钱家与厉家可谓世交，值此寒食之际，特为此文，以略表我对前辈的哀思。

自钱学森老先生去年10月31日驾鹤西去后，悼念钱老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称钱老“多才多艺”之文所在多有，然谈之泛泛者多，辅以实例者鲜矣。在这里，我以一段不为众人所知的故事对其略作补充，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钱老在音乐方面的过人修养。

故事发生在1934年南京市颐和路20号，一幢二层的小洋房里。是年，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赴北京（据考，钱学森此京城之行或是赴京考取赴美留学资格，或是已先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后去北京办手续）的路上途经南京，曾暂住于此小洋房。据此间女主人讲，那时的“钱学森身着长衫，左臂还带着黑纱，因其母去世不久”。这位女主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钢琴科，有着良好的音乐素养，弹奏钢琴是她每日必受的精神洗礼，这天也不例外，况且这时的她已身怀六甲，美妙的古典小品不仅可以怡情悦性，同时可以启迪人的心智，无论是混元之初的胎儿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抑或是严谨审慎的科学家。熟悉的琴音将被淡淡的哀愁笼罩着的钱学森吸引了过来，他静静地走来，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生怕打扰了钢琴前专注于音乐的女主人，女主人也未察觉到钱学森已站在了她的身后，一曲弹完，钱学森才开口，说：“你弹的是Pour Elise吧，”之后他就绕有兴致地与女主人聊起了音乐，从《致爱丽丝》乐句的处理、和声的色彩到他个人对不同严肃音乐的偏好和见解，再到西洋音乐家们的轶事掌故。钱学森谈性甚浓，看得出他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热爱。那位女主人越聊越觉得吃惊，钱学森在论及音乐时不经意间引出的许多音乐家的掌故连钢琴专业出身的她都还不知道，她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钱学森的谈话很有深度，很有见地，他对音乐也很有领悟力。

读者诸公或许会问，以上这些细节作者何以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

实际上，当年钱学森暂住的那幢小洋房即是我家南京故居，那位女主人即是先慈，而那尚在腹中即有幸与少年钱学森“妙音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胎儿便是本人。1934年农历12月，我出生于南京，此后不久，钱学森1935年赴美留学，临行前又特地到南京市颐和路20号这幢小洋房中来与故人辞别，据母亲说：“那时，他换成了一身西装，非常帅气。”

至此，看官们或会好奇，钱学森与这幢小洋房的主人有何渊源，两家的情谊从何而来？这就要从我们共同的故乡杭州说起，同时亦会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其中将涉及到鲁迅、蒋百里和徐志摩等一批浙杭名家。

西子湖畔 同气连枝

钱家与余之厉家均根植于杭州，结实于杭州，可谓同气连枝。

钱家系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缪之后裔，该国当时的国土即为现在的浙江及江苏的太湖流域，国都即是现在的杭州。钱缪在位时保境安民，发展生产，重视农商，兴修水利，修筑海塘，开拓海远，功德卓著。后钱缪之孙在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之时逊位保民，和平地成就了我国大一统的康定局面。当地人民为纪念钱氏功德，就在美丽的西湖东岸湖畔修建了树有钱缪雕像的钱王祠。

厉家世居杭州原西湖左近上城区上仓桥和六部桥附近的横箭道巷，大陆解放初期被当地政府征用，划归国营的东南肥皂厂（后发展为东南化工厂），横箭道巷今已不复存在，唯直箭道巷尚存。遥记家中旧居有一间先祖堂，供奉的高高祖牌位即清代大文学家钱塘（今杭州）厉鹗（字太鸿，号樊榭）之排位。

同窗契友 共赴东瀛

钱学森之父钱家治（字均夫）与我大伯父厉家福（字绥之）乃同窗契友，两人后又共赴日本求学，这更增进了两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同乡学子间的感情。

钱均夫据称是钱缪的第三十二世孙，是杭州一位丝商的次子，早年同他后来的亲家公，即钱学森之妻蒋英的父亲、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名方震），以及我大伯父厉绥之均就读于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字迪臣）所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且均为莫逆之交。三人中，钱均夫与厉绥之又于1902年同赴日本公费留学，而蒋百里因得他人资助于1901年先赴日留学。

当时与钱均夫和厉绥之同船进京，一同考取赴日公费留学的还有来自南京矿路学堂的浙江同乡鲁迅，他们三人最初曾在东京弘文学院一同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1904年学毕日语后，我大伯父接受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但最终鲁迅就读的是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厉绥之就读的则是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其毕业后又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而钱均夫考取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并于1908年毕业。这段时期，三人虽身在不同学府，但大家仍时常聚首，纵论天下，共抒救国宏图。

伯仲叔季 缘外有缘

钱均夫之子钱学森与蒋百里之女蒋英的结合，促成了钱家与蒋家的姻亲关系，而这又进一步联结了钱家与厉家、蒋家与厉家，可谓缘外有缘。

钱家与厉家素厚，而钱均夫日后的亲家公、厉绥之的同窗好友蒋百里因赴日留学后选择了军事方向又与我二伯父厉尔康（字佛磐）过从甚密。蒋百里在杭州与同窗厉绥之阔别后，又于若干年后与其弟厉尔康供职于一处。到日本后，蒋百里于1902年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创办了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月刊）。是年12月，他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同期的学生中还有日后领导了云南护国起义的蔡锷。无巧不成书，蒋百里的莫逆之交厉绥之的二弟、即我的二伯父厉尔康约在1904年从浙江武备学堂被选送至日本公费学习军事，并于1907年亦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蒋百里于1906年回国，并担任清廷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不久即被公派赴德国研习军事，1910年蒋百里回国，并与厉尔康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两人因家有渊源而相交甚笃。

辛亥革命暴发后，凡在清廷禁卫军中之南方军人又具有革命思想者皆窃议南下，蒋百里与厉尔康均潜回南方。前者先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陆军部高级顾问以及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参议，并于1912年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6年袁世凯称帝，其又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后者则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军校当教官，培养拥护共和之干部，1915年后，又历任浙江都督府一等参谋、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公署参谋、浙江军学补习所监督及教官、浙江陆军测量局局长等职。1927年，厉尔康著《国防与物资》一书（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蒋百里为其作序。

我堂兄厉声树（现定居美国）之父即厉绥之三弟亦曾与钱均夫交厚，而先父厉家祥（字麟似），即厉绥之四弟则曾师从钱均夫。

同时，钱均夫的亲家蒋百里与先父厉麟似的关系亦非寻常。先父曾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赴日本和德国游学十三载，主修教育、哲学和德语，回国后，于抗战前先后在南京教育部和考试院任职，并在中央大学任德语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举家由南京迁至上海而未跟随教育部和中央大学一同迁往西南内地，除因其为人较清高、不擅官场权谋外，其中重要原因他曾亲口告我，乃由于蒋百里邀他到上海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

回春妙手 私人“壶翁”

当年与鲁迅同在日本攻读医科学位的厉绥之学成归国后常受钱、蒋两家故人相邀，遂扮演起了他们家庭私人医生的角色。

当年与钱均夫和鲁迅一同游学日本的厉绥之1909年学成回国，为中国第一代西医，同年被清廷授予“医科举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担任浙江陆军医院院长，后又在沈钧儒先生支持下，于1912年与他人共同创办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据称这是中国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

留洋归国后的厉绥之曾名噪一时，因有他那般资历的医生当年在国内较少见，多有达官显要邀大伯父为其医病诊治，而大伯父亦不辞辛劳，悬壶桑梓。源于厉绥之与钱、蒋两家早年深厚的关系及该两家人对其的信任，他逐渐扮演起了他们家庭私人医生的角色，尤其是钱家，关系更为密切。钱家家人若患病，皆先征询他的意见。据考，钱学森儿时曾患两次重疾，一次脑膜炎，一次伤寒，均在厉绥之的协助医治与照料下得以痊愈。1955年钱学森由美国回国后，曾去上海省亲，还专程去看望厉绥之，其过程颇为繁琐，事先由派出所通知到厉家，探望时派出所还派遣专人在厉家四周巡视。

1969年钱均夫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6岁。钱均夫老先生逝世时，钱学森因任重在外未能随侍在侧（据凤凰卫视对蒋英的采访），钱老义女婿张德洛特专函告之厉绥之其岳父逝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出差在沪，并顺便探望了大伯父。当时只见大伯父颜色憔悴，没与他攀谈两句，他便将话题转到了钱均夫老伯病逝的这件事上，老人家还将张德洛的那封信授我看阅。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他与钱均夫老伯年少时的意气风发与志趣相投，如今故人已逝，自己也垂垂老矣，唏嘘之情，溢于言表。

亦师亦友 情外生情

据考，钱均夫于1910年回国，并于1911年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现杭州四中和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先父当时即为该校学生，与他同班的还有日后声名远播的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

是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动荡，学校被迫停课。钱均夫随即迁往上海，并于次年在上海创办“劝学堂”，培养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钱学森因此也就于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1913年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重新开课，钱均夫返杭继续担任该校校长。1914年，他到北平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年三岁的钱学森也被带往了北平。1929年，钱学森从师大附中毕业，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钱均夫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前后虽仅两年，但由于其与大伯父厉绥之情若手足的关系，他同先父的师生关系亦相当密切且有趣。

1937年到1949年期间，我们两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来往。记得一次先父带我去钱均夫老伯家探望，我记得当时他是住在上海愚园路（现江苏路西侧）的歧山村，甫至其家，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先父竟像孩子捉迷藏般溜了进去，现在想来，不禁令人莞尔。我一直尊称钱均夫老伯为“太先生”（当时上海话都称老师为先生）。每逢我看到太先生，这位清癯老者总是身着长衫，留着三绺髯须，给我的印象是学养有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由于当时上海为日本侵占，太先生拒绝出来工作，其经济上主要依靠儿子钱学森由美国寄钱回来维持，生活上主要靠义女钱月华照料（她和夫君张德洛现均已年近九旬，健在北京）。

先父晚年曾在上海外语学院任德语教授，后来文革初期造反派要他写交代材料，当时他已卧病瘫痪在床，写字已很困难，但在简短的交待材料上，他竟不忘提到1931年他 “从德国归国后，先前中学校长钱家治老师”的教诲。他于1970年去世，比太先生仅晚一年。

据堂兄厉声树相告，钱均夫老伯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钱学森少年时若要看某部电影，先要和父亲提出，由钱老伯先到城站电影院去看一遍后再告诉他是否可去看。由此可以看出钱老伯在子女培养上的慎重和细心。钱均夫一贯主张要儿子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并在钱学森赴美留学前为他准备了不少此类典籍，同时提醒他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不忘阅读这些典籍。

2005年3月，钱老在北京301医院曾深情地谈到：“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

读罢至此，相信诸位对于发生在1934年南京市颐和路20号小洋房内的那一幕难以忘怀的情景，那些曾经名噪一时却又随着岁月渐渐远去的人，那些曾经彪炳于世却又被历史缓缓尘封的事，已经了然于胸，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钱学森早年在音乐艺术方面过人修养的获得与其自幼受到的家庭熏陶和身为教育家的父亲的悉心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而恰恰是这份修养对这位科学巨匠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让我们重温钱学森老先生的这段话，以缅怀故人，相信亦可启迪后世：“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使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庚寅年寒食，作于北京潘家园寓中

厉声教

（作者系资深外交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