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画意摄影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盛一时，但是其对画意的单纯追求却偏离了摄影的本体。“我拍摄不想画的，我画我出无法拍摄的”，摄影艺术大师曼·雷（Man Ray）既然这样说，至少证明了他无力跨越摄影与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秘鲁摄影师Andrés Marroquín Winkelmann，则是一位诗意的编码者，他的作品有一种摄影和绘画互相渗透的美感，但他并非单纯追求画意，而重在表现人的生存状态。

Andrés出生成长于秘鲁首都利马，20岁的时候，他移居到了德国柏林。虽然出生在秘鲁，但因为有一半德国血统，所以外表看上去，他像一个德国人。

然而，这些表面的东西，似乎不能使他摆脱对身份的焦虑，当他开始关注一群住在德国境内却无合法身份的人时，焦虑便开始在Andrés的心中滋生蔓延。

刚到柏林的Andrés，寄居在一个小房间内，要试着去适应新的社会，学习使用新的语言。种种不适，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他所住的那栋楼里，大多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居住在一群边缘人群中，他陷入了精神困境。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存状态，用镜头关注他自己的现状。

在《状态（Conditions）》系列中，Andrés将Conditions解释成两层意思，它既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制约。在表示制约时，类似于“条款条件”（Terms & Conditions）等词，“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总是点击‘接受’”。

这句话，正好能解释他拍摄的那张“瑟奈”（Sarnai）：一个女孩坐在凌乱的床上，侧对着镜头，裸露着她的背部。整幅画面呈现出的高调的白，正好将她背上那些极其不规则的斑点凸显出来，给人不适的同时又增添很多焦虑和好奇。虽然看不到她的全脸，但那隐约忧伤的表情，给人一种强大的吸引，让人想去了解瑟奈的故事，同时激发无限的类似遐想。

出生于蒙古的瑟奈，很小就移居到德国，但是如今她动弹不得。因为，她不仅丧失了原国籍，也没有取得德国身份。她被一种“条款条件”牢牢绑住，陷入身份与精神的迷失。

在拍摄的处理上，Andrés不是拔出一把锋利的剑，对社会问题大势挥舞；也不是装扮成正义的化身，向问题的制造者大声咆哮，而是温柔地、安静地、神秘化地诉说，不带社会表情，秘密地表达抗议。

他镜头的指向，并不只是那群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人，而带有某种普适性。类似问题，全世界都存在。且不说每年因为工作、结婚、旅行等等原因大批流动的世界人口，就拿每年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偷渡客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人，都面着各种各样的身份焦虑。

这样的问题，在国内也不鲜见。近年来，中国逐渐出现了一群叫做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大都过着没有身份的生活：生活在国内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了工作、结婚、买房，为了能让小孩念书，而处于焦头烂额、心力憔悴的生存状态。

作为一个年轻摄影师，Andrés有着如此深刻和敏锐的社会化思考，是因为，他正处于某一社会问题的中心。而恰好身处其中的他，懂得如何运用影像的力量，来充分表达群体的迷失。

对闪光灯的娴熟运用，已经成了Andrés的个人摄影风格。正如“花”这张静物摄影：几朵红色的即将枯萎的花，随意插放在一些废弃的玻璃瓶里，闪光灯将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非真实的美感效果，一种安静的美从画面中透射出来，瞬间将欣赏者拉入他所设计的情绪中。

Andrés就是这样一位诗意的编码者，用隐喻的方式，向外界提倡一种率真的生活方式。他知道，什么适合摆在他的镜头前，营造出勾人魂魄的氛围。

在德国生活7年多后，Andrés回到秘鲁进行拍摄计划。或许，离开之后再看回去，会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

如果不是这个展览，可能“萨帕亚尔”与“尤利纳奇”这两个位于南美洲秘鲁境内的地方，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知道。

“萨帕亚尔”与“尤利纳奇”这两组作品，是对南美洲社会底层的人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生存状态的影像表达。Andrés这次关注的城市化问题，同样具有普遍性。而且，它会随着历史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城市化为农村带来的痛与乐，正是Andrés想要通过摄影要表达的思考。他试图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和远离城市农村之间，寻找相似点和不同点。

同样是表达对某个群体生存方式的关照，中国摄影师黑明对其镜头下的知识青年的把握，显得更为成熟。对于黑明来讲，他所要表达的知青，不是贴过了标签后的人物，他镜头下的知青，没夸张的、狰狞的特殊表情，如果不看文字说明，我们不会知道那100个人，是当初的知青。所以，他只想要呈现出人们原本的样子。

类似的，还有吕楠，一个同样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影像关照的摄影师。他用20年的时间，对中国的精神病人、中国偏远乡村的天主教徒，以及西藏农民三个群体进行了视觉记录，提供了非普通群体的生存方式的视觉样本。

相比之下，Andrés的表达，并非纪实摄影。但是，并不影响将他们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因为，没有一种标准去衡量谁能更胜一筹。关键不在于标准，而在于他们表达的东西，是否能够打动我们，能否让我们感受到同样分量的真诚。就好像我们既可以欣赏卡夫卡，也能同样欣赏海明威。他们都是讲故事的人，用的都是文字，只是编的故事讲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一样的话，那就是，他们对某个族群的视觉叙述，都安静平和得足以使人震撼。他们都没有特地为拍摄对象贴上社会化的标签，你也不会从画面中看到他们直奔名利而去的喧哗，他们抓取的是所摄对象本真的状态。

理性重视事物的差异，而想象力却推崇事物的相似性，这句话出自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同理，当摄影的技术壁垒一再降低直至微乎其微时，看官们也变得越来越宽容，只要能打开内心的某一扇门，就值得欣赏。

正如Andrés对自己的定位：通过摄影将自我对社会的反思进行表达。他的东西并没有要成为文献的野心，也无心去客观地记录生活，只是要阐明某个群体生存的经验和状态。Andrés的思索，是在以一种提问的方式进行，如果非要给它扣上一个答案的话，那将是无解。

所以，我希望大家将Andrés的作品，当做想象的作品来阅读。这种表达，体现了一种深深的沉默，但对于被他的作品的所散发出来的磁场吸引的观看者来讲，无声胜有声的心心相通，定会油然而生。

Andrés的作品有这样一股气场，当你双目凝视的那一刹那，空气都会瞬间变得舒缓下来，将你的感情牢牢抓住。他是一个善于描绘情绪的高手，带领你进入思考，联想到相似的问题，让我们在体现照片传递过来的动人的柔情的同时，触摸到内心深处的力量，那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抗争，也一种遥遥无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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