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是在更替中有机链接，还是在对立中无情取代？是为“功利”所役使，还是将“理性”揽辔于手中？我们从“草”与“禾”的文明中能够悟出一些道理来。

人类的祖先择水草而居，伴水草而生活。草在人类的幼年给了人类生存与繁衍以物质基础和精神滋养，更给了人类永远的家园。在我们的汉字中，排列前四位的字是带有“水、草、口、手”字旁字头的字。这恰恰是地球的两大特征（水和草）与人类的两大特征（口和手）。由此可见自然在华夏文明中的基础地位。

芬、芳、花、苦、茂、艺、药、菜、英、茁、蓄等等原本与草卉相关的字，都成为了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发展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基奠。汉代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地性生草，山性生木。”若我们轻贱并毁坏“草木”，那我们就在毁坏和惹怒地性、山性。“靠山吃山、临水吃水”，吃的就是自然之性。

“药”的“草根性”说明了草与生命的更切近的关联。《说文解字》解释：“药，治病草。” “菜，草之可食者。” 由“药”、“菜”与人体生命之关系，我们能够发现，人的生命本质与自然之链接。人体生命的 “功能”、“性能”既蕴藏在草（菜）木（果）之中，药又帮助人调节并消除疾病造成的人体代谢功能失调和功能紊乱乃至破坏的状况。这些都从人体的基础上说明了生命的“草根性”，证明了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

到了新石器时代，耕种土地和饲养禽畜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农耕文明突出地反映在“禾”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说文解字》解释：“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成为了我们先人生产、生活、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托和发展主脉。租、税，从禾，成为了社会制度；种子，也约定在“禾”中；称、程、科，都是计量单位，也就生出称谓、路程、科目等概念来；四季中的“秋”以“禾”作标，季节，也就多由“禾”来参照；稷，本是“五谷之长”，也同“社”成为了“江山社稷”；优秀、芳香、新颖，也都由“禾”的特殊状况生成，饱含着先人的美感和快感。

农耕文明使人类进一步掌握了自然界，提高了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但是，由于“功利”的现实原因，农业种植与野生草木之间也产生了对立，草根受到了轻蔑与敌视，草不如禾。于是，草民、草寇、草包、草率、斩草除根、草菅人命、草木皆兵等等，成了农耕时代的一种基本判断和评价，导致了两个文明之间的背离与脱节。

农耕文明之后，人类又脱胎出工业文明。人类又重复了一次文明之间的敌对。现在的工业文明特别是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文明又在严重冲击着农耕文明，什么“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土里刨食”，思想封闭、意识保守、目光短浅等等，又都充满鄙夷地戴在了农耕文明的头上。农耕文明发生了基础性的动摇。当“一个村就是一个地球”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不同“村民”进行文化创造的“原发性”、“主体性”和“完整性”的过程。当“地球成为一个村”时，强大的技术之力，消灭着人类的差异，拥有资本、市场、技术和信息强势的国家或集团，过度进行着文化的“碳排放”，文化与文明的“温室效应”每时每刻都侵蚀和淹没着各民族文化的岛屿和洼地。

恩格斯警告过，“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而人则通过他们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的“本性”的基础存在于自然界。“功利”赋予我们以“本能”；“自然”赐予我们以“本性”。而人类的“理性”就存在于功利与自然的有机结合。

不链接好昨天，人就可能丢失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