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一座旧房子门前，挂着一块不显眼的铜牌：“纪念第一批华人到达古巴150周年，雷格拉。”铜牌上方有一排日期：1847年6月3日；下方也有一排日期：1997年6月3日。据估计，仅从1853年到1873年，就有13万至15万中国苦力被运往古巴，其中约有13％的华工死于途中……

古巴哈瓦那湾东岸小镇雷格拉（La Regla）与西岸的现代化都市隔着一道海峡，恍若隔着一个时代。雷格拉好似一位午后的安达卢西亚遗老，在海风吹拂的棕榈树下，恬静地午睡。这里早先是印第安人的小村，殖民地早期，成了西岸的后备仓库。

雷格拉镇的名字源自古巴圣母“Nuestra Seora de Regla”。镇上教堂里供奉着她的神像，黑黝黝的皮肤，身披天蓝色的纱巾，怀抱一个白皮肤的婴儿。整个村子都带着这种蓝—白海天色调，据说这是一种让人联想起非洲裔女神的色彩。古巴几个最重要非洲宗教派别都崇拜这位掌管大海的圣母，随黑奴登船的非洲精灵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美洲拒绝死灭。人们跪在她的塑像前祈祷，用手抚摩塑像以示尊敬。教堂外有一个戴雪白包头巾的黑人老妇，正在用石头和纸牌给路人算命。

离教堂不远的街面上，有一座普通的旧房子（见右上图，索飒摄），白色的墙，蓝色的百叶窗紧闭，安达卢斯式红瓦斜屋顶。只有那个过大的门洞还能让人想起过去这里是关押黑人奴隶的大棚屋。门口挂着一块不显眼的铜牌：“纪念第一批华人到达古巴150周年，雷格拉。”最上面有一排日期：1847年6月3日。最下面也有一排日期：1997年6月3日。

一块小小的铜牌怎能够容纳一个苦难的历史时代！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在奴隶的血汗喂养下基本建成。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因为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动力，因为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工是无法运转的，更别说还有矿井、家务等等。

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正在兴起，中国民不聊生。听说英国资本家已经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做苦力，古巴奴隶主也上报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西班牙和英国代理公司在厦门招募华工，在澳门和香港设立办事处，猎头者人称“猪仔头”，谎称“大吕宋”招工，利用诱惑、威逼、绑架的手段把一批批华工装船运走。那是一场国际联手的大贩卖，被买卖的是“签合同的奴隶”。

1847年，悬挂西班牙国旗的双桅帆船“奥坎多”号运载206名华工从厦门出发，于131天后抵达哈瓦那。接着，英国三桅船“阿吉尔”号又运来365名华工。与非洲黑奴一样，他们都被关进雷格拉的大棚屋。

虽然西班牙是雇主，但主要操作和得利的是英国——这个利用鸦片把中国逼上半殖民地道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1847年到1853年，15艘贩运华人“苦力”的船只中，4艘为西班牙船，11艘为英国船。为了使变相的人口贩卖合法化，英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北京条约》续约第五款中写上：

“订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后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予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

据估计，从1853年到1873年，有13万至15万中国苦力被运往古巴，超过当时古巴人口1/10，其中约有13%的华工死于途中。这只是古巴一国，南北美洲其他地点未统计在内。

华工实为奴隶。史料记载：签约“华奴未干满（8年）合约前丧生者居70%”。

华工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逃亡——与残存的印第安人一起，与潜藏的摩里斯科人一起，与非洲的黑奴一起。在古巴1868年开始的第一次独立战争中，已经出现由华人组成的团、营。华人“芒比”（Mambí，古巴史上对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专称）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有前太平军的战士，英勇事迹被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的战友贡萨洛·德格萨达记录在《中国人与古巴的独立》一书中，但他们都没有准确的中国名字，只有甘蔗园主强加的西班牙文名字，或者含混的西班牙语注音姓名。

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在哈瓦那的桑哈斯，有一个华人街区，居民的远祖是乘哪艘船到来，又被卖到了哪个甘蔗园的呢？在哈瓦那著名大街利内亚（Línea）道边，有一座高耸的圆柱形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一句话：

“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过逃兵；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过叛徒。”

这句话引自马蒂战友的那本书。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纪念碑，这不是一句惯常的赞辞。这是许多无名中国人为中国赢来的尊严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