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上午，南京理工大学163幢宿舍楼，博士生周建伟用跳楼的极端方式向换取博士毕业证书：“我要毕业，导师不同意我答辩，我就跳楼死掉算了！”因为没有完成导师安排的论文之外的一项工作，导师就不同意周建伟答辩。那怪“现在大家都叫导师为老板，博士其实就是替导师打工的。”（1月19日《现代快报》http://edu.hinews.cn/page.php?xuh=18118）

跳楼事件年年有，至今已觉不新鲜。“横坐在4楼窗台，做出跳楼动作”，这倒有一点像农民工讨薪了。不过，主人公周建伟可不是农民工，而是个博士。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建伟如此绝望，而采取这种极端方式呢？

报道说，周建伟已找到一份工作，单位要求他春节毕业之后报到，如果错过了报到时限，这份工作就可能与他失之交臂。在这种情况下，周建伟就想如何能顺利地在春节前毕业。周建伟的博士论文送到校外盲审已经高分通过了，还剩最后答辩一关。但因为导师迟迟不让他答辩，让他的内心十分焦虑。

导师为何迟迟不让他答辩呢？报道又说，因为他的导师要求他计算一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这是周建伟博士论文之外的工作，他做了一个多月，觉得这个计算很难完成。于是，周建伟的导师就不同意周建伟答辩的事，给他的答复是，把布置给他的事情做满意了再谈答辩条件。

周建伟也和其他博士一样，拿着导师每个月给的300块钱工资为导师“干活”。导师成老板，研究生成长工，这种现象在各大高校并非新闻。人们司空见惯，只是鲜有周建伟这样的“跳楼秀”而已。

在研究生导师制的框架下，导师一个鉴定甚至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研究生的“生”与“死”。当然，导师制不是矛盾的根源。问题的关键是，导师的师德沦丧造成了高校的“潜规则”：为了毕业拿到学位或希望得到好的鉴定评语，研究生们有钱可送的则向导师送上金钱；没钱可送的，有的女生向导师奉献青春的肉体，而更多的男生则成了导师的免费打工仔。

“什么时候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做好了，咱们再谈毕业的事。”这是导师对周建伟的答复。可是，如错过这次毕业机会，就意味着要再推迟3个月毕业。不但学校的博士补贴没了，刚找好的工作也可能失去，加上老婆怀孕，没有工作——好不容易读完了博士，却眼睁睁地瞅着导师卡着不让毕业而拿不到证书；摆出一大堆困难的理由以图获得同情，没想到换来导师一句“滚出去”。换了谁，都会着急上火。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1月8日环球网的一条新闻——《中国毕业生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金额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一时间，中国毕业生张磊被网友展开“人肉搜索”。不少网友对张磊表示不满甚至气愤，“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张磊为啥不向国内大学捐款而向耶鲁大学豪捐8888888美元，或许通过周建伟“跳楼”事件，能引发人们对中国教育更深层次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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