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在熊熊燃烧。中国帝王的“万园之园”在英法远征军的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文明世界为之震惊。历史的公论何在？人类的良心何在？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沉痛，感到愤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可以见证的文字。所幸的是：有一个例外，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属根西岛上，有个流亡者从大西洋的波涛里挺起身子，高高站立起来，仗义执言，大声谴责，喊出三个响亮的字：“我抗议”。

他就是法国作家雨果。在圆明园被毁一周年的时候，雨果写出《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封信静悄悄地收录在《言行录》里，直到1875年出版时才和世人见面。雨果是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人。如果没有他为后世留下的这封信，会是历史公论的缺失，会是人类良心的缺失。

1984年2月26日，我曾翻译《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因为雨果看到圆明园是“世界奇迹”，是“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他痛感“世界奇迹”的“消失”，提出“两个强盗”的经典比喻，揭示英法两国政府应该承担的历史罪责。这封信是一篇义正词严的檄文。

2000年7月6日，我走进巴黎的国立法兰西图书馆，在手稿部看到《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两页手迹。既然雨果的原信已经寄给巴特勒上尉，而原信从未在法国本土出现，这份手迹便是惟一存世的手抄件，弥足珍贵。我们仔细端详两页手稿，激动之余，看到若干疑点。其一，手抄件没有写信日期：“1861年11月25日”；其二，手抄件没有写信地点：“高城居”；其三，手抄件没有收件人的抬头。这三点不合西俗写信的习惯。还有第四点：手抄件左上角有“待插入”字样。还有第五点：收件人“巴特勒上尉”有姓无名，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不便。

我们知道，1861年是雨果创作《悲惨世界》的一年。1845年到1848年，雨果全力扑在这部长篇小说上，历史的进程打乱了作家的创作计划。12年后，1860年，在海外流亡的雨果重握挥写社会史诗的大笔，又花费两年的时间，重新审读，重新构思，精心修改，着力增补，《悲惨世界》于1862年初最后完稿并出版。

1861年11月25日，雨果突然放下《悲惨世界》，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个巴特勒是谁？谁有如此大的面子，有如此荣幸，能让雨果在百忙之中，为他写信？我们由此开始了寻觅巴特勒上尉的曲折而离奇的过程。我们查遍1861年11月25日前雨果的通信记录，读遍雨果几乎逐日记载的手记，查找无果。我们一怔：难道“巴特勒上尉”是子虚乌有？然而却于心不甘，不愿就此罢休。

终于，奇迹出现。令人意外的奇迹。在雨果写成《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整整五年之后，1866年10月15日，雨果的手记里冒出“巴特勒”的名字。巴特勒是个军人，由英国政府派来根西岛，军衔只是“中尉”。1867年3月29日，雨果手记：“巴特勒先生今天肯定出发。”原来，英国的年轻军官巴特勒中尉和他敬仰的法国作家雨果之间，有过一段社交场合的短暂交往。

时至1861年11月25日，雨果生活里并没有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人。“巴特勒上尉”或许是一个虚构的收件人。再看写信日期。1861年是雨果一生中无暇他顾、不克分身的一年。《悲惨世界》进入“临产”状态，甚至是已经开始“阵痛”的紧张时刻。法国权威的《编年版雨果全集》告诉我们，雨果在1861年写了两篇作品：《悲惨世界》和《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可能吗？我们想起雨果的“手迹”，可以推断这应该就是雨果的“手稿”。手稿上没有抬头，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是一篇“待插入”的文字。疑点只是疑点，推论只是推论。最后，我们惊讶地发现：1862年1月21日，雨果致友人信中说：“我在孤独中生活，尤其是两个月来，工作——一件紧迫的工作——要我全神贯注，让我无暇他顾，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紧迫的工作”当然是《悲惨世界》。雨果的话清楚表明：1861年11月25日前后，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令人惊愕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1861年11月25日”的写信日期或许是虚构的。

1861年是雨果无暇他顾和不克分身的一年。这样，《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在《言行录》里是“插入”的一篇创作。这个结论会出乎法国雨果研究界的意料之外。感谢法国“雨果之友学会”副会长普香先生，是他最早为“巴特勒”查明了身份：威廉·弗朗西斯·巴特勒（1838—1910），1866年28岁时以中尉军衔派来根西岛，实际逗留三个月后换防，离开根西岛。当年的巴特勒中尉以后屡建军功，多有著述，以将军衔退休。

我们认为：雨果于1875年亲自编定《言行录》时，是了却1861年因创作《悲惨世界》而留下一个心愿的机会，极有可能给《言行录》“插入”了这篇文字。这样的说法是推测，但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推测。因为，从作家的雨果，到社会活动家的雨果，到史诗诗人的雨果，到以伸张正义为己任的雨果，心中一直有一个“中国情结”。

早在1841年，雨果还是浪漫主义作家，在其游记《莱茵河》的结论里，提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险恶用心。雨果说：“英国在企图毒害、至少是企图催眠中国之后，此时此刻，正在猛力攻打中国。”雨果对中国命运的关注，是从政治上切入的。1860年，英法远征军入侵北京，闯入圆明园。雨果没有写《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但雨果在《见闻录》里留下笔记：“欧洲正以大肆劫掠的方式，把文明传入中国。”又说：“此时此刻，欧洲正在砸碎中国，这个可怜的大花瓶，早已是满身裂痕了。”又一个“此时此刻”，又一次道出了雨果对中国受到侵略和欺侮时第一时间的反应。雨果1860年的笔记和1841年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命运始终在雨果的视野内，始终在雨果的心中。

1860年到1865年，雨果创作文艺评论《莎士比亚论》的同时，展开对中国艺术的思考，提出一些超越时代的意见。雨果写道：“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我们记得：雨果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一再把东方的圆明园和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相提并论，并列为艺术的“两种起源”。

与此同时，雨果在流亡地根西岛悉心搜罗中国艺术品。“悉心”二字，并非夸大。巴黎的雨果故居有一间“中国客厅”，这是1856年后他为情人朱丽叶在根西岛的新居“高城仙境”设计的厅室，摆满了佛像、瓷瓶、陶器等中国艺术品，更有雨果亲自绘制的数十幅中国题材的“烙画”。我们如果有机会，能走进英属根西岛雨果的流亡寓所“高城居”，会在每一间厅室里看到更多、更好的中国艺术品。雨果的卧室里、床头前，有很多中国艺术品。“高城居”二楼的“红厅”里，至今张挂着用圆明园丝织品制成的天幔。1865年3月30日的雨果手记：“买下一大批中国的丝织品，卖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中抢来的。”

雨果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既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感性的认识。雨果终生怀有一个深深的中国情结。《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雨果中国情结的最高、最集中的表述，是雨果中国情结的一次喷发，一次深层次的喷发。1870年，圆明园被毁后十年，雨果在《全民公决》一文中，念念不忘第二帝国“焚毁圆明园”的罪行：“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和损毁帕特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

《言行录》不仅是雨果作为政论家的文集，不仅是雨果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见证，《言行录》告诉我们：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每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每有强国欺凌弱小的行为，都会牵动雨果的心，雨果声援，雨果愤怒，雨果大声疾呼。1860年，中国圆明园的被毁，使雨果这颗人类的良心被深深地刺痛，刺得很深，刺得很痛。雨果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不论此信写在何时，但都给世界文明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了自己的立场，留下了自己的评判。这封信喊出雨果的声音，喊出三个字：“我抗议”。

我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已经完成《雨果和圆明园》的书稿。意在告诉人们：2010年，请记住雨果的“我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