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毛泽东》、《敦煌》、《故宫》、《圆明园》、《话说长江》、《大国崛起》海报。
1900年,一把芨芨草,捅开了一个沉睡近千年的莫高窟藏经洞,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与藏经洞寂寞地相伴7年之后,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箓等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觊觎者,匈牙利斯坦因、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俄国奥登堡等探险队纷至沓来,敦煌陷入劫难,数不尽的宝藏从此四分五裂……
这是大型纪录片《敦煌》的开篇。沉默的镜头,带领我们穿越久远的历史长河,追溯昔日的永恒时光。
敦煌者,盛大辉煌也。今天,这部正在热播的10集纪录片《敦煌》也在提醒人们,中国纪录片应如何走向辉煌。
“再现”而不是“记录”,让历史在镜头前重获新生
具有千余年历史的敦煌,曾经是中国文明视线的终点,也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第一次握手的地方。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书发现以来,敦煌重为世人瞩目,大量文书、壁画、雕塑等中古文物,为研究同时期的中国、西域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数量惊人的文献和实物证据。百余年来,对敦煌尤其是敦煌文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但是,我们在这部片子里试图呈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我们寻找的不是历史的敦煌,不是学术的敦煌,而是活生生的敦煌,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他们今天的生活境况。”《敦煌》总导演周兵说。
《敦煌》共10集,每集45分钟。450分钟浩荡致密的叙事、浓墨重彩的回忆令人时时有不胜重负之感。命运多舛的舞女程佛儿、寡妇阿龙、无名的小画匠、商人沙拉、探险者斯坦因、敦煌守护者常书鸿……人物的命运,以敦煌为背景铺陈开来,这些浮动在敦煌千余年历史和生活暗影中的寻常或不寻常的人物,在镜头前重获生命。
这是2006年的10月中旬,甘肃敦煌正是仲秋,树叶的颜色是浓得化不开的黄,与漫天黄沙连成一片。第九集执行导演赵曦住在莫高山庄,对着数不尽的洞窟心生遐想,她承担的是整部纪录片最先正式开拍的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
清晨7点的戈壁滩上,气温不过三四摄氏度,太阳没有露出头来,狼的足迹还很新鲜,赵曦和她的团队已经在戈壁上架好了摄像机。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飞天舞姬、胡琴琵琶……多少年来,这些特殊的符号共同勾勒着西域边塞的诗情画意。而在赵曦的镜头里,她试图让这些元素蜕化为敦煌千余年历史宏大篇章的黯淡背影。“我们想要讲述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今天,是现在。我们要重新诠释敦煌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视域中的价值。”周兵说,“这是这部纪录片的宗旨。”
赵曦找到了大量细节来充实他们的故事,她试图通过摄像机讲述新时期敦煌研究工作者为保护莫高窟、窟内壁画艺术而做的工作,向观众描述一个现代的敦煌,同时,告诉人们敦煌依旧神秘的地方。高鹏正是摄像机前诸多主人公中的一个。这一天,在205号洞窟的大门前,高鹏带着两个助理和复原临摹的画卷与他们会合。
205窟是盛唐时代的洞窟,也是目前莫高窟损坏情况最严重的洞窟之一。高鹏小心翼翼展开画纸,他正在着手的是壁画的临摹和复原。赵曦和她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将高鹏近3年的工作浓缩在10分钟的胶片里,从而再现高鹏复原性临摹的整个过程。
“再现”而不是“记录”是《敦煌》这部纪录片的灵魂,赵曦说,“不光是临摹,还有复原、保护、‘数字敦煌’……这一集里要讲的真的是很多。”
“目前已经有的电视和电影节目,一般都把记录和叙述的重点放在莫高窟,而缺乏对整体的敦煌地区的全方位拍摄。敦煌之所以重要,莫高窟之所以会在敦煌开凿,与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的重要角色是分不开的,发掘莫高窟的深刻文化内涵,离不开对整个敦煌的了解。”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说,“文化、创新、责任,这三者是我们把握《敦煌》的三个宗旨。”
多元化发展态势,让中国纪录片热起来
纪录片是最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电视影像类型。
我国纪录片的大规模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技术的提升和观念的开放带来了电视纪录片的勃兴。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给电视界带来了自由、开放、思考的观念。1982年拍摄的《话说长江》、1984年的《话说运河》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两个高峰。90年代两部纪录片《沙与海》、《最后的山神》,先后获得亚广联国际纪录片奖,纪录片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此后又有了像1991年的《望长城》、1993年《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类佳作的推出,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相生相伴。
中国纪录片走到了电视发展的前沿之后,出现了用观点解读历史的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百年中国》、《复兴之路》,以真实手法再现历史的《记忆——百年人物》、《故宫》、《汉字五千年》,用纪实手法记录普通百姓真实生活的《龙脊》、《三节草》、《英与白》,以及借鉴欧美影视创作方法、大量应用新技术手段的《圆明园》、《大国崛起》等等,纪录片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近30年来,世界纪录片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纵览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公共服务广播媒体主宰播出市场,历史题材是播出的主要类型,以事件为主导,如社会新闻、环保活动等;专业频道的开始阶段,如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等,这是世界纪录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90年代以降,纪实节目变得更为商业化,技术主义驱使更多娱乐企业开始关注纪实节目,专业纪实频道更具实际操作性,同时观众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国家地理频道与默多克集团合作、探索频道与BBC合作等新闻资源整合等大的新闻事件,这是纪录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进入21世纪,纪录片登上商业频道黄金时段,越来越多的需求使得专业化频道逐渐增加,国际互联网逐渐显示出其影响力,如BBC的iPlayer等,这是纪录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相对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中国纪录片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空间。今天,《敦煌》的热播,再一次提醒人们,中国纪录片如何传递思想、塑造价值。
面对诸多困惑,纪录片如何走向辉煌
2009年12月11日, 为期5天的2009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在广州落下帷幕。这是国际纪录片大会的第七次集结,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10部作品参赛,其中包含了中国的163部影片,占据1/3。“可以说,中国纪录片在世界上热起来了。”德国导演克里·明里克说,“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
是的,中国纪录片走向辉煌,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历史叙事与影像重现中重建文化与精神价值的中国纪录片,目前面临着不少矛盾和困惑。比如,中国纪录片还没有形成市场、规模和渠道,纪录片创作中还存在着从业人员非职业创作、创作经费不足、资源配置失衡、创作理念混乱、技术支撑缺乏、播出平台缺少、国际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没有拍摄经费,很多电视台把纪录片视为评奖和文化立项的标尺。我们不少电视台一期纪录片的创作经费仅仅2万元,在国内市场时普遍售价是每分钟5到100元人民币,而与此同时,西方纪录片市场一集纪录片的拍摄费用已达10万—15万欧元,市场销售价格早已数倍于我们。
中国纪录片是一座富矿,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上仍然缺乏足够的个性,“回顾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我们的创作一直受到国外的影响,从苏联、法国到英美、日本,现在是一种混合了各国风格的多元化创作形态。”2009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国际评委媒体见面会上,纪录片单元评委感慨,“国际评委对中国纪录片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中国评委。”
社会性话题是中国纪录片的强项,中国纪录片特别是现实题材的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得的奖不比中国电影少。中国纪录片在走向国际市场时已有一些成功的个案,但还远未形成规模。
“长期以来,纪录片被看做亏本的买卖,认为纪录片尽管有价值,但没有什么市场,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资金一开始都是靠自己,一些反映社会消极阴暗面的题材,往往容易获得海外资金的支持。”周兵说,纪录片更重要的是传递思想、塑造价值,好的纪录片应该是有独特的视角,能够将人们对社会、历史、人文的思考完美地融入影像叙事中。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梦里我听见,灵魂/像一只飞虻/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眺望即是回想……”作家史铁生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眺望即是回想”,其实,面对中华民族浩浩荡荡的文明之河,回想何尝不也是一种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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