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新书《尽头》出版 探究书写者的现实与尽头

台湾著名作家唐诺新书《尽头》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23日，他现身北京朝阳单向街图书馆，以“一个书写者的现实与尽头”为主题，跟现场读者进行分享。该书是唐诺耗时两年半的倾心之作。在书中，作者探讨的问题，多数是关于文字和语言的极限和可能性。他表示，书写最后总要归到人的普遍处境，而小说最后必须要去的地方，可能是一个现实达到不了的地方——人类的梦想和想象。

书写者为何要探究尽头

“尽头”无关于世界末日，而是唐诺在写作过程中脑海里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概念。全书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多数是关于文字和语言的极限和可能性，这也是唐诺最感兴趣的。此外，当下的经济问题、传媒问题也有涉及。

历史是连续的，时间是连续的，而书写者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阶段、有怎样的基本处境？这样想来，书写最后总要归到人的普遍处境。而在思考“处境”的问题时，唐诺觉得“尽头”这个概念有用。“尽头”是一种猜测、一种推演，是极限的思索，是先把事情可能的终点设想到。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开始有了死亡的意识，知道自己会有终点，会离开；从而人在处理当下的经济政治问题时候，能处在现实中间。如果没有这个终点，现实会变得无边无际，人不知道该怎么想，会迷路，会很难思索现实的意义。所以尽头会把人带向远方，然后回过头来看现实，反而可以跳出这个世界之外。

探究尽头，为的是眺望远方与抵达远方的喜悦，是试图超越此时此地此身的努力。以尽头为坐标，反观现实，可以发现我们身处何时何地，遗忘了什么，错失了什么。

书写可以解开纠结盘缠的结

《尽头》里，唐诺找到了王维、克鲁格曼、卡钦那、本雅明等17个“人物”，从他们入手，引出自身深入的思考。

例如在《在湖水上跳舞唱歌的卡钦那》这一章节，前面在说卡钦那的神话故事，实际上是为了引出后面“台湾进入到大游戏时代”的思考。卡钦那不是人，而是北美祖尼族人祖先的灵魂——很美丽，永远是小孩的形象。神话故事里，木之宗派的小孩们被水冲走了，化成蝌蚪、小鱼，最后游到一个湖，那里就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没有生之苦役，卡钦那就在清凉的湖水上面滑翔、唱歌、跳舞。这跟当下台湾的境况相似。唐诺认为，现在整个台湾进入到大游戏时代，大家不再认真，不再问意义，把一切都化为游戏，爱情是游戏，政治是游戏，抗争是游戏，死亡也是游戏。

在《忘了预言金融大风暴的克鲁格曼》里，唐诺试图去探讨经济问题。非经济科班出身的唐诺写得很“胆战心惊”。在唐诺看来，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探讨，而是由于在面对人的处境的思维时，经济变成不可缺少的一个问题。唐诺说：“在比较完整检查人的处境的时候，我问自己说，能不能略掉经济不谈，答案是不能。”

17个“人物”是一个很具体的选择，而唐诺的写作通常不是从选择“人物”开始的，是从书写的具体题目开始的。他从具体题目出发，很自然地去找一个开头，找一个书写路径。当然，唐诺也尽量选择有展开和说明能力的“人物”故事，它必须有带领话题的能力。

“其实越到后面，觉得人的处境思维越来越清晰，你会很自然发现那个题目越发不是一个题目，而是‘一团纠结盘缠的结’。书写只是仔细、小心，甚至带着一点勇敢地去拉出那个线头，或许才可以把那个结解开。”唐诺解释说。

书写回到人的普遍处境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文学有一种责任，就是要书写者描写自己活过的那个时代。这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比如君特·格拉斯，他邀请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写他们活过的20世纪。他希望当有很多作家参与后，能够完整地留下20世纪的模样，尽量没有死角，从不同的地域空间、视野和角度得到一个完整的图像。在这之前是巴尔扎克，他一个人用《人间喜剧》来完成时代书写。

但是唐诺觉得“我的时代”很容易被误解，“时代好像一个共同的、固定的存在着的客观标题，只是我们去写它，非常危险的。因为它非常复杂，甚至有时候你会感觉你在不断抵抗这个时代，从思维到行动本身。”

所以他在书中尝试把“我”加入，尽量提升“我”的价值，体现一些人共有的普遍的特质。把“我”加进世界后，唐诺就不说“时代”，而是说人的“处境”，把人的时代变为人的处境。他在思考的是：当“世界”加进“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变化、有一点可能的移动、有一点影响？而当“世界”减去“我”，那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还在？

小说要去向何方

唐诺认为，当一个世界在发生巨变时，小说题材遍地都是，每个人都有故事。这时的书写是对表象的记录，时间非常快，甚至不需要一代人就能完成。因为这时书写者不需要另外写结构，只需尽量写完整，做一些语言的选择。

但这些完成后，接下来的小说会非常难写，这才是书写真正的开始。书写者开始自己找题目、注意现实、自己问问题。这就是小说的“火根子”现象。人类活动的一致性非常高，大家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在吃饭、躲避风雨、御寒。书写者没有办法去依赖世界告诉他写什么，而是他自己去想要写什么，去追问这个世界，逼它回答。

城市化的来临让故事消失，小说题材变得匮乏，经验变得破碎，书写者必须弥补、衔接、填饱书写方式。台湾很早就碰到没有故事、没有题材的情况。历史加速逃离人类，过去可能几代人才完整经历一个时代，现在一代人要经历两三个不一样的时代。书写者被逼迫进入到现代书写里面，无法回避。

小说与散文是不同的文学书写形式，但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虚构的特权？给它这个特权，我们要追讨它什么？它有可能穿透到一个现实达到不了的地方——人类梦想和想象的，是小说必须要去的地方。

小说不是纯语言

唐诺坦言，小说一开始就不是纯语言。小说常常碰到一个技术性难题就是有些话语如何被说出来。最拙劣而常见的方法就是书写者把想说的话分配给小说里的角色。但这就会造成角色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因为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以他们的能耐和身份说不出这些话，很尴尬。而昆德拉小说技法非常精彩，他自己找到一个对话的可能，创造出一个教授跳出来跟他对话，从而让书写者的话进到故事里面。

“不过，书写者的有些话语是文字思索的结果，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用语言表达出来会显得矫情、造作。”唐诺补充说。

唐诺还与现场读者进行了互动，就台湾文学的尽头以及制约尽头的拉力、写作过程中如何思考读者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