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艺术史学者贝尔廷来华 探讨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史

 

 

凤凰网文化讯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深圳OCAT）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再谈《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史》汉斯·贝尔廷与卢迎华和苏伟的对话”活动，此次对话也是深圳OCAT图书馆系列活动之一。本书过去两年一直由卢迎华和苏伟进行翻译和评述，并将于2013年由蜜蜂出版社出版。

 

《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实际上是汉斯·贝尔廷的另一本专著《艺术史的终结》的新题目。改变标题的缘由在于当代艺术的含义正在不断变化——无论艺术史家承认与否，这种改变都影响了艺术史话语。“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强调的不仅是当今艺术的别样面孔，也意味着我们的艺术话语已经选择了另一种——或者不妨说彻底选择了另一种清晰的——发展方向。

 

    说到“艺术史终结”，人们很容易将它与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历史学危机联系起来。西方历史学在20世纪初经历了由思辨哲学（以“历史”为对象）到分析（批判）哲学（以“史学”为对象）的转变；但到了70年代，分析哲学所提供理论范式受到了其他诸如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冲击以及世界范围内文化图景剧变的影响，自身范式又因为其强烈的“客观性”倾向固步自封，因此，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学家走向前台，历史学再次发生了“叙事转向”（语言学转向）。艺术史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艺术史终结”的提出似乎也与历史学危机的出现在时间上重合。但从本质来看，传统艺术史学科的理论建构更多时候遵从的是哲学系统、逐渐独立化的美学及其价值取向、以及18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潮流。动荡喧嚣的“六八年代”对于艺术而言，波普打破了艺术的“高”“下”之分，极简主义让美术和工业化再生产混为一体。它带给西方乃至世界的是政治乌托邦的理想，是对当下的顶礼膜拜。此后，日常生活上升为神话，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生活方式都被美学化，传统的趣味从此失效。在这个背景下，艺术史的危机或是“终结”并非仅仅是范式转换的问题，而实际上遭遇了学科本身的内在危机，即艺术史是否还具有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这其中既包括艺术史研究对象的问题。这个危机的源头——在贝尔廷看来——是黑格尔之后的现代主义潮流。

 

体现在艺术上，现代主义就是艺术寻求自身独立化的努力，是打破哲学与美学拘囿、建立艺术乌托邦的理想诉求，它的副产品，像技术至上主义和艺术家神话论，仍然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有着正面或者反面的影响。但正如贝尔廷所说：现代主义自身承受着既向传统寻根、又试图打破传统憧憬未来的悖论。现代主义，在它的自我神化、崇尚进步以及无限夸大主体意识形态的诡谬中耗尽了能量。早在19世纪末，古典现代主义就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真正的现代艺术诞生；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展开让世界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关艺术的讨论也逐渐在西方内部分化、嬗变并延伸出来，在与殖民话语的共谋和对抗中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汉斯·贝尔廷1935年出生于德国安德纳赫，曾在美因兹和罗马大学修习艺术历史、考古学和历史。1959年取得艺术史博士学位。他1996年为汉堡大学的艺术史副教授，1970年至1980年为海德堡大学的艺术史教授， 1980年为慕尼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84年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89至1990年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迈耶·夏皮罗客座教授。1992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国卡尔斯鲁厄设计学院艺术历史及媒介理论教授。2000年，他与24为来自艺术史、文学批评、哲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博士创立了跨学科的人类学和图像研究项目：图像媒体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