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讨会在复旦举行

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陆续开放，民国史重新成为海峡两岸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日前“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并公布了宋子文历史研究中的最新一批档案文献。在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宋子文研究学者围绕着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宋子文的经济问题等议题，提交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笼罩在宋子文身上的历史迷雾，因为档案的开放和社会时代的宽容，也终于一层层被拂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早报记者说，他们的研究绝不是为这些历史人物翻案，只是希望给予他们客观的功过评价，全面看待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早报记者 石剑峰

1933年10月24日，宋子文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函，呈请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一职

宋档

蒋介石资助推翻希特勒？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拥有大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其中最受史学界关注的当属蒋介石日记。同样保存在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被很多学者引用，直到蒋介石日记被炒热时，宋档才全面开放并受到关注。由于同在胡佛，加上大陆、台湾两地学者共同推动，才使两大档案研究结合起来，这也带来了中国民国史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史学界的“再出发”。

据介绍，目前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共66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39盒）是宋家在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所，约3万个文件，包括中英文信函、电报、地图、文件及会议资料。第二部分（19盒）为与蒋介石及宋美龄有关的史料，内容涉及1930年代及1940年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战时中美外交等，2003年宋美龄去世之后全部开放。第三部分（8盒）则是2008年3月12日，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长子冯英详亲自带往胡佛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内容包括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宋子文与罗斯福及其他英美领袖的通讯函电、史迪威将军被美国召回的数据、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等等，还包括1940年代至1971年去世期间亲笔所写的财务记录和与律师往来函件。

宋子文档案虽然不能与蒋介石日记相比，却有更为深入的特色，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来往函电都是重要的史料，对现代史上一些疑案和问题有相当程度的解析。在此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长期在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就带来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拒绝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资助推翻希特勒政权。

在宋子文的档案中，曾这样记录过——林秋生1942年7月10日来电:“国社党今年曾三派弟旧识‘洋克’氏Jahnke(为戈林亲近人)向我方游说，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委座并无具体答复。此事系由桂永清兄经办。”之后被蒋介石拒绝。所以连罗斯福本人也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到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而根据杨天石对宋子文电文档案的研究，蒋介石曾向希特勒的暗杀者提供经费。

身家

“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日本战时谣言

宋子文曾三次出任民国财政部长，三次执掌行政院，并断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抗战时期，与美协商运送大批军经物资至中国。在抗战前后，许多关于宋子文营私舞弊的传闻至今仍是议论未息，所谓“蒋家证券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关于他曾是“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传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但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的解读，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谣言。

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学者戴鸿超在其提交的论文《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中认为，宋子文究竟有没有营私舞弊，这一问题因多方职责文字杂陈，历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情节错综复杂，必须谨慎评析。

“首先我们批判一下这些非议宋子文文字的性质。这些文字有两个特点，第一，各文字是传闻之词。一人先述己见，另人传之，三人继之，流传下来。这以美方文字最为明显:先有专栏作家说自己的听闻，结果经书籍的采用，似乎成了定论，比如所谓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之人。现经解密档案显示，这则消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可这一信息到现在还在被引用。第二，各文字中未说出现可以查对的第一人称的证词，而中方文字也大多缺乏确切的数据，仅用推断。” 戴鸿超说。

此外，根据宋子文档案显示，宋子文在1945年春本来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解答各方责难，但在咨询了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之后，放弃了这一计划。1945年5月8日的信中，他还声明，“我不反对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公布我在美国的全部财产。”

戴鸿超说:“我查了宋档中的财产文件——包括股票及存款、房产、财产委托书和法院验证遗嘱，虽然有质疑说，宋的财产文件只是选择性地公布，但在他去世之后，法院在1974年验证的财产总值是10485729.47美元，虽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称他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无稽之谈。再比对蒋介石档案，蒋介石并无指责宋贪污的文字，却有对其他军政要员不法牟利之事的批评，而事实上蒋宋关系并不融洽。” 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立文也认为，宋子文档案对他的财产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义下的资产多少，他的妻子张乐怡部分则分开记录。陈立文认为，他去世时档案中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宋子文档案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从侧面说明他不是巨富。陈立文还表示，宋子文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用十分有限，档案显示，宋还要求中国银行在他个人账户内拨出款项，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

“但有一点要指出，宋子文的财产确实不是小数目，到底是‘权力致富’还是‘信息生财’，现有资料无法回答。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戴鸿超说。

贡献

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国共再合作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史料限制，对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只能从周恩来的电报等点滴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随着宋子文有关西安事变日记手稿的公开，他在其中起的作用开始展示在世人面前。关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根据陈立文教授的研究，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权不要轰炸西安，另一方面还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因为宋子文的亲笔日记不是为发表而写，所以最可能真实记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日记，宋子文从1936年12月20日抵达西安“探路”开始，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共15页，对西安事变前因后果提供了相当完整的陈述和分析。

与会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宋子文在西安事和解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根据宋子文日记和蒋介石日记的综合研究，也分析了宋子文在西安事变谈判中扮演的角色。杨奎松教授表示，宋子文确信救蒋的唯一途径是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则必须让蒋介石看到希望和作出某些让步。为此，宋子文返回南京，一方面让南京延长停火时间，另一方面让宋美龄赴西安软化蒋的态度，使之与张、杨达成某种妥协。除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外，宋子文还利用其特殊地位，促成国共高层接触，帮助启动了两党的和谈。

杨奎松教授说，1936年12月的西安之行，可以说是宋子文一生中颇具光彩的一页。他虽与蒋隔阂甚深，却冒险“救驾”，周旋于南京、西安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之间，并借事变之际迫蒋改组政府，实行抗日目的。当时任何一种疏失，都可能酿成严重危险。但在那几天里，宋子文利用机智和圆滑的手段，最终达成了任务。不过虽然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蒋介石在回到南京之后依然没有重用这个冒死“救驾”的大舅子。

对像宋子文这样特定历史人物的再研究，难免会有为其翻案的嫌疑。这几年每年都去胡佛研究所翻阅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则认为，学者研究只是希望给予他们客观的功过评价，全面看待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图说

①.1950年代初，宋子文夫妇与女儿、大女婿合照。前排左起:宋子文、张乐怡；后排左起:小女儿瑞颐、大女婿冯彦达、大女儿琼颐、二女儿曼颐。

②.战时驻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多次会谈援华事宜。这是1942年宋子文（左）与摩根索签署财政借款后的合影，摩根索在该照片上题签后赠送宋子文。

③.宋子文1943年访问英国期间，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的合影。

◎ 访谈

复旦历史系教授、《宋子文和他的时代》作者之一吴景平专访

对历史负责 全面认识宋子文

两岸良性互动

推进了民国史研究

早报:2006年，首次宋子文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3年过去了，对于宋子文档案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

吴景平（以下简称吴）:到2008年止，宋子文档案有了新内容的增加和开放，比如2006年秋，宋家后人向胡佛捐了第68、69盒档案，内容包括1945年中苏莫斯科会谈的全部中英文会谈记录和会谈文件的各个稿本。这部分文件的外包纸上有宋子文亲笔写的“绝密”。又如2008年7月11日胡佛解密开放了陈纳德1944年10月26日的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军事政治局势”。据宋子文在首页亲笔记载，该备忘录是陈纳德去世后，在1959年10月14日由原国防供应公司成员托马斯·科克伦面交宋子文的。这份文件涉及当时重庆的国民党高层情况，国统区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军事上压力之下产生的问题，还有陈纳德对多位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评价。这份东西曾经被宋子文女儿冯宋琼颐注明在2025年以后才能开放。这说明，宋档这些年一直在增加中。

早报: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重新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对蒋、宋的研究又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原因是什么？

吴:这里一个比较重要原因是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其中包括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去年台湾再度实现政党轮替等等，也包括前些年台湾地区的“去中国化”、“去蒋化”，都反过来使得大陆学术界和学者认识到更有责任把民国史特别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做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梳理、研究，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国共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内部的冲突，说到底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有关历史档案里反映出，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各方各派的分歧矛盾虽然较严重，但都让位于“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高层特别是蒋宋之间、宋孔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但毕竟跟汪精卫的关系不一样，和汪精卫的矛盾发展到最后就是分道扬镳，后者走上了不归路，走上了背弃民族大义之路，违背了民族根本利益。

对历史人物负责，

也是对历史负责

早报:从抗战时期到现在，对宋子文一直有一些传言，比如他是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在任期间徇私舞弊等。研究档案之后，你怎么看？

吴:外面的人认为他很狂妄，其实他很拘谨；说他很挥霍，其实很节俭……宋表面的东西和其真实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际关系处理是比较失败的，只有极少数人追随、理解他，所以他往往成为各派的攻击对象。

当然在对宋子文的评价方面，最大的争议是他在承担公务的时候，是否假公济私？这次会议上，戴鸿超教授的论文提出，以往在经济上指责宋子文是没有依据的，其中关于《宋家王朝》里提到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其实作者西格雷夫在注释里说明，这条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

我们还看到一个记载，宋子文买了古董到中国银行报账，然后有人指责他。其实这件古董是送给罗斯福的礼物，但政府没有钱，他只好让中国银行垫付。我们只看到他似乎因私报销，实际情况不那么简单。我们要把当时的经济制度、财务制度搞清楚了，再下结论。当时的财务制度还是挺完善的，国库里拿出的公款，一般情况下都有记录，派什么用处，是否销账，最后都有详细记录。有许多眼睛监视着，从国库白拿钱不是那么容易的。至于说宋子文在抗战期间贪污美国对华援助，也不太可能，美国方面在监督，当时作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也在监督，宋子文只负责借钱，争取到的美援主要归孔祥熙负责支配，宋要贪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的媒体可以质疑、提出问题，也在监督。一直到宋子文下台，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没有对宋子文操行方面的指责记录。宋子文常常会因为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而提出辞职，这也是我们在分析他对于公职与私利态度时应当加以考虑的。当然，要断定这个人百分百清白，是不能妄下结论的。要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历史负责。

我一直说，如果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不负责、很轻率，明明知道它错了也不予以订正，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建立起的历史叙事，如果对待前人的历史如此不尊重、不严肃，那我们留下的历史的可靠性也会被后人质疑。我认为，今天能客观地公布档案文献，然后进一步客观分析，会给后人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今天的执政党、执政者、学者和媒体是很负责任的，对待历史是慎重的。如果对历史都能造假，那今天留下的历史叙事完全也是可以被质疑的。

早报:宋子文这个人致命的缺陷是什么？

吴:从宋子文本人来说，他能不能在处理与蒋介石等人的关系方面，做得更妥当一些？我想是可能的，但他没有做到。宋子文在从政经历中，常常在遇到重大困难感到无法应对的时候，就会提出辞职。蒋介石也有意见——你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事实上，辞职之后问题还在，问题还是必须解决。你应该一面指出问题，一面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才是更为负责任的态度。事实证明，由于屡次辞职导致的政局动荡，是不利于原先政策的运作的。宋不太善于把自己的见解和蒋介石以及其他人沟通，要么接受，不接受就走人，他就是这种性格。

民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工程

早报:你怎么看近年史学界对民国人物的研究，比如蒋介石、宋子文？

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读者可以得出基本的看法是，这个人在一生大部分年月里，不只是一个狭隘的小我，他不是只考虑自己和几个近亲戚，他每天所记、所思，应该说有比较大的格局。当然，蒋的功过是非很复杂，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在关乎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蒋介石的选择还是应当得到我们基本认同的。这里不是指认同他本人，而是认同他所采取的立场——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至于对他其他方面的评价，他在处理内政问题上，他的阶级属性，他的大政方针，他对少数官僚与社会大众、弱势群体的态度，处理与共产党关系，处理与进步力量和民主运动关系，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以往我们很难理解，抗战8年那么困难国民党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和共产党打了3年内战就败得那么快。蒋介石日记、宋档等其他资料，使得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我们也能吸取更多经验教训，这些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一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后人应当要了解、总结。

宋档的开放和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使以往的很多认识开始澄清或者趋于澄清，比如蒋宋关系到底如何？他们之间几次矛盾冲突是如何爆发的？他几次辞职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史迪威事件等等，看了宋档和蒋介石日记之后，可以有比较清楚认识。这次“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会议有很多文章谈到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关系。我说，国民党政权垮台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首先是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国民党腐败高层的内耗、内斗到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但谁都解决不了。

早报:胡佛研究院新的研究热点还有哪些？将来对民国史研究最重要的工程，可能会是什么？

吴:一个就是孔祥熙的档案，原先计划今年8月份公布，后来因为技术和经费原因耽误了2个多月，但胡佛研究院方面表示，年内一定会开放，只是因为技术问题不会全部开放，只开放几十盒档案。另外，胡佛近几年还引进了台湾方面其他档案，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记录都做成缩微胶卷，然后都放在了胡佛开放。胡佛近年还引进了许多民国时期高官和名流的个人文件、日记和书信，这个数量也是相当多的。

据我们所知，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已经在台湾启动，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也想促成蒋介石日记在大陆地区的出版发行。有位台湾学者说:蒋介石日记的出版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蒋介石日记如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意义之大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认识到，国民党当时在大陆是失败了，在当时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相反一走了之，把大量资源带到了台湾，帮助台湾走上小康，而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台湾的建设成就，实际上和当初大陆人民做出的牺牲是有关的。包括后来台湾的开山修路，主要由大陆去的老兵来做，器材、技术都是大陆带去的，台湾一流的教育师资，也是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去台之后，台湾发生的事情都是和大陆相关的，所以“去中国化”、“去蒋化”是不可能的，两岸关系不可能割断。所以，公布这些历史文件是非常好的事情，没有必要害怕。至于是否会带来历史认识的混乱，也不可怕，我相信正面的效果将远远大于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