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绘画中的细节,艺术史家与艺术家的对话
2016年11月11日 19:03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董强 徐累
2016年11月6日下午,著名法语翻译家董强和著名艺术家徐累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进行了一场题为“镜像:绘画中的细节,艺术史家与艺术家的对话”的对谈。二位就最近出版的达尼埃尔·阿拉斯《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讨论了关于艺术的许多话题。
徐累《笼》
我个人也是从过去的绘画当中沿用了这些方法。比如说在委拉斯凯兹的画中,他有画家的画板,形成一个空间的隔断,我们在看里面,里面在看外面。这个关系,我在我的绘画里面是用帷幔的方法来表现的。所以在里面这批作品当中(《笼》《茫》《夕舞》《守夜者》),帘幔是一个中间的临界、隔断,然后把过去的时光,和我们观看的现代时的时光隔开,实际上是有一空间的东西,用帘幔来表现。维米尔来表现出室内的室内,我用这个来表现从现代看到过去,或者是一个象征,比如说性都用帘幔来反映。帷幔在我的绘画当中同时有舞台感,我们在看舞台的时候有一种间离效果,间离效果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是在演戏,有一个帷幔,是假定的,可是我们就是为他哭,为他笑,我们的情绪给他代入,但是中间又有用一个帷幔隔断,你知道是在演戏,让你跟他在一起去纠缠,所以这个是跟镜子有直接的关系了。
《镜中的马戏》
《镜中的马戏》这幅画,我想用一种立体派的方法来画出一个场景,这个马戏场景是支离破碎的,我想象他是镜子当中反射的一个场景。镜子里面反射出一个做马戏的过程。
徐累《虚石》
《虚石》镜像里面所反映的一个虚幻的场景,可是这个场景就很真实,他是非常写真的假山石,但是这个放在屏风里又不存在,这个有一点像《红楼梦》里的警幻仙子一场梦一样,这个是不断重复,这个其实是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不断往前推进,反复呈现,这张画里面镜像的帷幔里面,现实非常的荒凉,非常的空寂,可是他在舞台上帷幔里面显得很生动,有很多故事,因为这种故事是镜像性的镜花水月的东西,所以是不存在的。
徐累《镜花缘》
这个《镜花缘》也是。我们有一种充满生动的,花好月圆的美好事情,可是它像镜子一样镜花水月。我们在外面可能是一个男人,可能是一个女人,两个人相互沟通,有一种隔绝,通过镜像慢慢把他俩隔绝,形成一种绝望的感觉。
《双园会》,我通过装置,模仿双孔镜的做法,这是两个公园,一个是东方的公园,一个西方的公园,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双桥会》中一个东方的桥和西方的桥是能够过渡到一起去的。
徐累《龙马仙》
《龙马仙》,马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变成了龙,是一个镜像幻象,它们被统一在一起了。
刚才讲的维米尔画的地图,地图是上帝对整个大地一种镜像的反映,我在《春药》里面用了这些方法,就是在一个室内画上地图,表示这个地点和现实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是我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改变。所有的地图里面的地名都是假的。这个里面都是用世界各国传统的做春药的药品的名字,所以当你看到是一个地图的时候,这个地图实际上是被虚拟的,真正意义被抽离的一个场景。
徐累《世界池》
这个《世界池》,地图被分开,中间有一个泡在浴缸里的人。他在水里面,这个水是怎么表现的?水是用地图当中的水表现的,所以他仍然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中分、临界,分出内外,分出左右,我们用一种中庸之道的方法来作出一个切割,这是构图上的一种方法。
徐累《氣與骨》
《气与骨》。我在2012年之后,这个中间的区隔,同样是用镜像反映的话,变成一种上下的结构,而不是左右的结构,我们隐藏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能体验到的,当他能够现实、可以把握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对中国人来说,他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比现实更加美好的一个世界。
中国人绘画的时候,他是不太画特别残酷那一面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画有助人伦,重教化的功能,就是绘画是对你的道德有帮助的。
徐累《霓石》
《霓石》。这个就像太极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镜像最终能把两个分离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这个是把一个虚的彩虹和实的石头统一在一起,这个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庸之道一样,变成内外统一的源于一体的东西,我基本上就讲到这儿。
董强:徐累老师辛苦了。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不光是要讲这本书,而是我们要生发出一些讨论,启发大家,告诉大家,我们读一些书,学一些文化,不是说在这儿做小学生。我们仅仅是看懂他,为了可以跟人炫耀:你看看,我懂细节。而是里面可以引发出很多,很多。你看徐累老师呈现出整个西方的镜像特点,中国的一些镜像特点,包括他自己的创作。我回到阿拉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说在绘画当中,有一种思想,它不以语言文字来表达,但同样是思想。达弥施有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绘画是会思想的。一个画家通过里面的布局,通过一个细节也好,是在传递一种思想。刚才委拉斯凯兹就是通过镜像,对绝对王权进行表现。他用巧妙的布置传递这种思想,王权对神权的替代,等等。这种都是需要去理解的思想。所以我为什么非常重视绘画?里面有一种思想在里面。如果绘画仅仅是去表现外在的世界,我相信它没有那么高的高度。大家都知道,苏东坡都说过,你绘画仅仅是讲形似的话,见与儿童邻。甚至连小孩都不如。所以绘画重要;为什么要从艺术史上去探讨,就是里面有一种思想本身,本身绘画是会思想的。从徐累老师的思考和创作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跟西方的阿拉斯,以及各个时代的大师,有一种对话的作用。
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环节,在座有很多人也读过这本书。然后何蒨作为译者,你听完刚才的讲述,以及徐累老师的讲述,有没有新的想法,也请在座几位同学,把这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时间关系,你们就作为同学和老师的代表,你们把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何蒨开始。
何蒨:我简单补充两句。因为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到绘画本身具有思想。其实我从最初翻译,到今天,有很多想法,也有一些变化。最重要一点,是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从西方史研究一直到今天,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关系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艺术家的作品到底是不是可以被理论家充分阐释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到今天一直有意义。大家会看到,绘画的思维可能伴随一种新的艺术评论而兴起。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幅画,委拉斯凯兹是艺术家,却早于康德,把康德的一些哲学思想和哲学基础在画中表现了。
所以为什么这幅画被很多西方艺术家说是画中之画,实际上画家可以提前比更多知识分子、理论家更早体察关于人类思想重要的一些改变。
但是唯一的问题,绘画是一个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去理解的,所以这也是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讨论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艺术家,我觉得徐累老师可能最有感受。请他谈自己的作品,有时候是一个悖论,因为有时候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作品全部谈出来,这个是我的一点感想。
徐累:我觉得我们现在看任何东西跟过去人看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知识点上是特别的丰富。尤其是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艺术的了解,可能比外国艺术家了解我们更多。所以我们从近现代艺术过来,包括我们过去已有的资源,我们所了解的艺术,非常丰富。这个都是我们创作的一个资源。那么在具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对比,比出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同样的地方又在哪里?
这个人类的文明,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在之前有个采访,我认为中国的东方艺术偏植物性,西方的绘画偏动物性。中国水墨和油画,就是水火油水不相融的。但是作为人类文化来说,他应该是有更多共同点更多。包括我们就是艺术史上活的艺术史,不是我们看书本看的,我们是看图像。
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和我们在元代之前的艺术,中间差了一些,但是不大。西方也是有不多见,比如我们就看柏林切丽,柏林切丽绘画充满是一种线性的造型。包括像中世纪,我看的另外一幅画跟黄公望的画的山水画法基本上都一样。在早期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大。这种差异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开始我们今天讲的那一部分,就是透视的出现,西方古典主观主义的出现,西方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中国从元代之后走向文人化的路线,这个两个差别太大了。
所以到后来西方到19世纪的时候呢,又开始往后走了,就是向东方学习。有很多结点,都是东方艺术极大的影响,我们看蒙克的绘画,西方基本上在文艺复兴透视之后的绘画,他们的视点基本上是我们等人高,他实际上有那个器械的,这个器械是透镜,用工具怎么去看一本场景。所以西方艺术是一个窗户里面看到的东西,是一个边缘的东西。
你就看我们中国的艺术明显比他高,我们看山水看任何东西都有非常高的境界去下面是什么样子的场景。所以你看蒙克的画,包括呐喊,包括其他他的作品,他的视点明显比其他西方艺术要高,拿出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学中国的视角去看。包括凡高学了很多俯视绘的东西,平面化的表达,他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平面化,这个对西方改变来说是非常大的,包括杜尚绘画里的禅宗的关系的影响。包括50年代勃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壁画法。那个时候50年代有一批的作品,法国有马修,一批作品都是这种表现,这种表现都是受到东方书法的影响。在视觉表达里面,只有书法这个东西是把创作跟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你能通过这个书法能看到节奏变化,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方文化是互融的,包括我们中国很多艺术跟西方,比如说明代晚期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把版画带过来,巩贤的绘画,他就有一种西方的那种光影的东西出现。所以这种交融真的有。
所以我现在试图找到一种东西,就是这个事情在东方和西方都会有共通性,最后能够求同存异的,把文化的基石用一种方式把它联系在一起。这个里面就变成我们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说像赵无极说的,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这是平衡的、为我所用的两个资源的东西放在一起。其实讲起来,这个细分之下就更多了。
毕加索从非洲的木雕变成他的一种表现,包括有很多的影响的东西,是最后能够变化出来的,就是找到共通性,他是从非洲的东西出发,设计出自己的东西。这种整合的语言,最后在日本也能找到,比如说折扇,这种东西在日本语言也能表现。所以人类的文化是很多,不能说这两个东西不能在一起的,它还是可以能找到共性。
观众提问:阿拉斯有没有出现过度阐释的地方?比如关于老勃鲁盖尔的那幅画?
董强:过度阐释,我觉得对任何艺术史专家你都可以提出类似的质疑。一旦对绘画进行阐释以后,什么时候不过度,什么情况又是过度的?你很难定下这个度。说你到这儿不能说下去,你再说下去该过度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每个艺术家或者是观众者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讲。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眼光,你喜欢老勃鲁盖尔的作品,又去看中国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好的方面。但是老勃鲁盖尔本身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刚才跟徐累老师说的一样,他这个时代本身就有一些表现方式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勃鲁盖尔之后,才会出现西方三四百年大的变化。由于他处在位置比较偏,所以相对比较滞后一点。
所以阿拉斯的妙处在哪儿?他对勃鲁盖尔的画的解释,他能够从中找到他说的细节,通过一些细节以后,跟同时代的其他画比较,又运用了当时的很多史料。其实我们不知道包括对三王的理解,为什么要表现黑人呢?因为基督教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就像跟我们解读一幅佛教绘画的时候,肯定要讲述很多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等等。也许作为一个西方人,读到这儿,可能就会觉得你开始过度了,我不需要更多的知识。但是站在欧洲的氛围当中,他就是需要有当时这种互相的印证来重新看一幅画,本来让他觉得很奇怪的那个点,为什么黑人炯炯有神的眼睛,带来那么精致的礼物,就是这种东西,他就得解释了。
所以说他没有过度。我为什么喜欢阿拉斯?因为艺术史家们的东西我读过很多,而阿拉斯恰恰就是他不过度。他很准,他真是通过他把那个点说清楚。他没有说收不住了,他真正就把那个事给说透了。如果你没有那些资料,他很可能就说不到那个点上。而他把各种元素放到一块以后,他才能把这个事说清楚,就跟立体派一样,他必须有那么多面,他才能把这个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正相反,他没有过度阐释,而是他以一种深刻的阐释,他用了一些很多用过的一些资料,他把通过细节,这么一个途径,把一个事说清楚了,阐释到位了。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董强:刚才还提到了身份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之所以还呆在研究院或者是学校里面,就还是坚信一种东西,就是说相信我们可以沉静下来,做一些东西,给大家尽可能提供一些完整的东西。徐累不仅仅是画家,我也不仅仅是翻译家。你说翻译家到底是怎么个定位?世界上没有一个纯粹的翻译家。傅雷是翻译家吗?他不光是翻译家,他还把你整合到一个体系当中。所以,翻译家也是很难去定义的。而且,今天说到刚才最后一个话题,为什么今天的绘画好象不像以前的绘画那么有内容,那么可以讲述,里面是有很多原因的。
现代绘画进入了一个叫抽象性也好,纯粹的内在性也好,总之是把叙述的东西给抽离了。但是这种叙述的抽离,并不是一个艺术的全貌。其实在文学上也这样,大家都听说过法国文学有新小说派,新小说派你需要把叙述情节都摈除,超现实主义也把叙述摈除。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大作家都回归了,他还是在讲故事,甚至大家去看,得诺贝尔奖的大部分作家,都是以叙述出名的,包括莫言,当时就说,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像莫言这样的说法,在60年代西方没有一个作家这么说,他不敢这样说。为什么?他有别的追求,形式追求、本体追求,等大一堆的东西。他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讲故事的。
徐累:新小说派比较冷漠,没有质感。
董强:他有别的追求。所以这是一大特点。同时今天我也相当于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同时给大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性。
1991年,我在法国已经待了一两年。我是搞文学的。我为什么后来又去研究艺术,我后来还成了米兰昆德拉的学生?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现在简短与大家分享一下。既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又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也是对徐累老师相当于一个回应。因为徐累老师,他把他的创作和理解做了一个综合叙述。
我简单给大家讲讲我的经历和经验。我今天之所以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之所以成了一个法国文学的专家,同时又跨界研究一点艺术,之所以那么强调翻译的重要性,跟这个都有关系。
《三个跳舞的人》
大家看这个画面,这是毕加索的一幅画,叫《三个跳舞的人》。再看这个,这都是现代作品,贾科梅蒂的《行走的人》,这是变成雕塑以后。在上海的余德耀博物馆的展览,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我当时看到这些作品,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以想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去的人,看到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东西。而且大家都知道绘画有冲击性,视觉的冲击,到国外你语言不懂,但你可以看,你可以拍照,你可以拍图片。所以视觉是第一步的东西。语言难就难在这儿,语言他是第二步的,你必须从基本的单词、语法慢慢、慢慢去学。再看这张,这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上的东西,就跟文字有关。
大家都知道埃及文字。一位著名的法国专家,叫商博良。他破译了埃及文。这一块石头叫罗塞塔石碑,起到了关键作用。就是这个东西。这些都是我到法国以后看到的东西。还有这个,蒙德里安的作品(4幅)。蒙德里安怎么就走上抽象,我要去蓬皮杜中心,或者是其它现代博物馆,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蒙德里安就是从这儿出发,开始了抽象历程。比如这一棵树,它还有一定的叙述性,后面的天空什么的,你都可以用文字去描述,慢慢地,蒙德里安就把一棵树画成这个样子。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到了这个样子之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一切叙述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去讲了,你去看空间,跟他后面的背景关系,完全变化了,因为中国人讲空,但是他中间的整个空都变成了实体。就是刚才徐累老师说的现代性。正面性和他的平面感。最后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现代绘画的现代艺术的例子。这些在当时就激发了我,我拿这个“囚”字来对应贾科梅蒂的这个画《行走的人》。
因为我还是书法家。这个字,“狱”。这个是两犬相对,中间是言字。两犬对言,是为狱。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你们看看这个,毕加索三个人的动作,左边的这个人,类似反犬旁,中间一个人,那边一个人,这三个动作从结构上对我来说完全构成了“狱”字,把三个人联在一起,也可以这么写。
然后罗塞塔跟中国的日字,形象上完全一致。这里,我故意把“树”字这么写,上下左右切割以后,让人注意他它的线条,尤其是写在这种纸上的纹路,让它有材料的感觉。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字当中有很强的现代性。刚才徐累老师说的书法重要性,其实在中国的构字方面,比如我们说的“六书”,其实带有非常强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中国文化了不起就在这儿。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铺开来讲。
我当时还读了一篇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作品里有一个特别惊讶的场景,就是两条狗在说话,而且整个氛围就像指现代社会像监狱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相似性对我来说太神奇了。
所以当时,1991年,我在巴黎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我说我要搞文学和艺术研究。这里面的东西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在1991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写作的银河》。就是说在东西方之间有可以贯通的东西,像银河一样的东西,可以贯通。但是怎么贯通,怎么去做?当时唤起了我很多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那篇文章是直接用法文写的,我的年龄相当于在座好多同学的年龄,最多是硕士。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法国最重要的超现实主义杂志上面。我就拿着那一篇文章送给了昆德拉。昆德拉看完以后,就收我当他的学生,所以引发了后面的很多事情,导致了我同时既研究文学,又研究艺术。
通过这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在一个人生的时刻,有一些细节的东西,一些元素,或者是一些作品,会激发你。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种东西,这种东西甚至给你整个人生,你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多悟性的东西。对于当时的问题,我至今也没有完全的回答,但是它一直引导我后面做了很多事情。无论是翻译也好,写作也好,讲述艺术也好,讲述文学也好,甚至反过来讲中国的文学或者是艺术也好。就像徐累老师一样。
所以我想,存在这样一种中西之间的对话,甚至存在一种现代和古代的对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被局限于一个时代。我们当今的时代,是非常浮浅的时代,而且是非常缺乏人文的时代。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对话,传递一个信息。我很久没有做这样公开的讲座了。我真的是希望,即便是在我们很小的一个范围内,我希望传递出一些信息。你们可以看到,徐累老师在思辨,在创作,有很多同学在思考,有很多译者在找书翻译。我相信这些东西,真正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东西,带来具有内容的、让我们社会去发展的东西。
所以在中西之间,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国学起来了,我们就一定要一头完全钻到国学里面。我们如何在中西之间,如何在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中国艺术,西方艺术,文学、艺术和音乐等等之间,找到类似的、相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大的课题,而且如果这种东西我们做好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确定了,不会夜郎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我们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跟世界的交流方式,而只有这样一个好的交流方式之后,我们才会跟世界一起进步。中国要跟世界一起进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单一的东西。所以艺术是一个小的窗口,却传递巨大的信息。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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