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杨绛生前纪录片：《坐在人生的边上》

叶廷芳：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马扎，那么杨先生就利用我们的马扎，坐在那里，再有个垫的，硬的东西垫在膝盖上，经常看到她在那儿写东西，那边写东西。

解说：而专职通信员的钱钟书也经常借到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停留片刻，隔溪与妻子交谈。

叶廷芳：我们经常看到钱先生来的时候，钱先生还没坐下来，杨先生就把她写的东西递上去，递上去之后，钱先生就看了看，看完以后再找个马扎就坐下，两个人在那里就聊天，有的时候有说有笑，有的时候也是很严肃，就这样在那儿聊天。

解说：菜园相会的老夫妇，在杨绛看来“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对亲切平和，彼此感情深厚的夫妻，内心刚经受过一场巨痛。

《干校六记》之《下放记别》中，杨绛记下，“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聊聊数笔，却难掩一番变故过后母亲惋惜女婿，心疼女儿的酸楚之情。

1972年3月，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遣送回京的钱钟书和杨绛回到北京，寄居在学部的一间办公室。

叶廷芳：两个人一个人一个行军床，那么窄的行军床，我讲你们方便吗？他们可以，可以了，将就了，然后就窗旁放了一个四方的，既是写字台又是饭桌。

解说：无论是“文革”初期的揪斗，中期的下放干校，还是末期的流亡岁月，幸运的是钱钟书和杨绛身边总有一群好心人，不仅敬重他们，而且关怀爱护备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帮”倒台，一时间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而历尽十年浩劫，失去多位亲人的杨绛却平静地记下，“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薛鸿时：那个凶神恶煞批判她的小青年，她看到的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而是说“披着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是坚信“性善论”的，她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性善的。

解说：在众人心目中，杨绛是高不可攀的名门淑媛，是一代鸿儒钱钟书的夫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杨绛非但不清高自傲，反而“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时常尽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

朱虹：她经济上还有资助唐山大地震啊，我们两个孩子就想送到湖南去嘛，因为大家都住在帐篷，挺不方便的，可是没有路费呀，她一知道这个事，她就不问，她就塞给你几百块钱，就这样子，而且绝对不要你还。

解说：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译者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只答今年出版的，而为了这本译著倾注的将近20年的心血却略而不谈。事实上《堂吉诃德》的翻译始于1958年，为了忠实于原作，已经47岁的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胡真才：她大概从1962年，1963年就开始译，译到1966年，就是已经译了，《堂吉诃德》不是上下册嘛，上册都译完了，下册大概译了三分之一吧，结果“文革”一爆发呢，就不能再译了。不光不能译，这个稿子还给没收了，没收以后呢，就一直没有下落。让她们打扫厕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扫一个很脏的屋子，无意中在这个屋子里边发现了自己的译稿。

解说：杨绛说她当时“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但直到她下干校之前，才最终和这个“儿女”团聚。因中断多年，她得重新从头再译。

胡真才：因为一搁，搁了多少年了，等于搁了三四年，或者是七八年再接着译吧，就觉得接不上气儿了，因为译东西，必须从上到下一气贯通。

女儿丈夫相继离世杨绛写《我们仨》纪念

解说：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2003年，《我们仨》在大陆和港台同期印行，杨绛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字样，所有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这个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动。但是很少人知道，杨绛写《我们仨》是因为想念女儿，杨绛曾对病中的钱钟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当时已经不能交谈的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1937年5月19日，当钱钟书从护士手中抱过出生的女儿，他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薛鸿时：杨先生说钱先生有一股痴气嘛，很痴，就是他很专一，他很爱自己的女儿，就觉得假如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要分掉对她的爱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够了，足够了。

解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瑗随父母来到北京，她无比快乐地发现，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华，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却已经开始囫囵吞枣似的饱览杨绛书桌上的各种外文书籍，杨绛对此也“绝对放任”，杨绛说“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

叶廷芳：有一次钱瑗遇到一个问题，去问父亲，这个问题怎么解答，钱先生不是直接告诉她，你这个问题，你去查字典，自己查字典，她经过自己不断查，查了第五本字典，果然查到了，这个时候她非常感谢父亲，父亲这样严格的态度，使得她懂得什么叫做学问。

解说：1978年，从俄语教师改习英语专业的钱瑗参加了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公派出国考试，以出色的成绩通过考试赴英深造。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钱瑗在北师大开设“英语文体学”，善于想办法的钱瑗，不愿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识，形象生动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涩的知识讲解得生动有趣。

王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就发现她特别喜欢用大的那种大的图，那时候她，她家先生是搞什么设计的，所以就有很多那设计图纸，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纸，她就把那个她先生那种设计的图纸背面白色的，就用彩色的那种黑色的那种笔，炭水笔，写成公式，画成各种各样的图，叠着带过来。然后上课的时候，给学生挂到黑板上看。

解说：在学生的赞扬，同行的好评，成功的教学成绩背后，钱瑗却有着常人不及的勤奋刻苦。杨绛说钱瑗每天一早挎个大包去赶车，紧张得一只脚穿黄鞋，一只脚穿黑鞋都没发觉。回到家电话也多，有时答问一谈就是几十分钟，还常出差。杨绛心疼女儿问“能不能偷点懒”，钱瑗摇摇头。

1995年春天，钱瑗开始咳嗽，当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剧，起不了床，此时钱瑗尽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难，当司机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进胸科医院，临走时她还轻松地对妈妈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王蔷：当时在她的病房里有电话，所以她可以给妈妈和爸爸打电话，说他们家的那个方言，我听不懂，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是我听着他们嘻嘻哈哈说得很轻松，然后她会在电话里笑笑的，很放松地跟她妈妈聊天。然后呢，我就问，挂了电话我就问聊什么了，她说聊做菜，做什么菜，做豆腐怎么做，怎么做着好吃，就聊烹饪上的一些话题，挺轻松的。

解说：杨绛说1996年10月间，钱瑗记起妈妈曾说要记一篇《我们仨》，便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当杨绛答应后，尽管钱瑗当时仰卧写字很困难，她却乐于以此自遣。11月医院报病危，她还在爱惜光阴。忍受病苦的钱瑗，此时最需要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关怀，但是她却并不要杨绛来看望，反而担心医院路途太远，让妈妈劳累。

薛鸿时：那时候钱先生重病在北京医院，钱瑗是在海淀那边，老远的地方的一个医院，两个没在一起，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头又想着女儿，开始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女儿会不治嘛，最后看她的时候说惨极了，就是心里都很明白，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解说：钱瑗报病危八天后，身在北京医院的钱钟书忽对杨绛背后大声叫“阿圆”七八声，然后对杨绛说，“叫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去哪里，钱钟书答“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1997年3月3日，杨绛看望女儿，两人手拉手，杨绛只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王蔷：医院也给一些通知嘛，然后呢，就跟杨先生后来也讨论，就是应该怎么办这个后事的问题，然后她就说不留骨灰，也不办，她当时很，当时她好像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她立刻就说不办，什么仪式都不要。

解说：1997年3月4日下午，钱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钱钟书和杨绛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钱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舍不得钱瑗，还是将她的骨灰带回校园，埋在文史楼西侧她每天走过的一棵雪松下。在钱瑗去世百日后，杨绛到距离这棵雪松有一段距离，钱瑗曾工作的教学楼边上，遥遥地望了望这棵树。杨绛套用苏东坡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她说“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

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这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伯拉图的《斐多》篇。

叶廷芳：她觉得这个跟他们一家三口平时那些谈话都能互相引得起共鸣，跟他们对这些，对世界真理的认识和追求，那种态度，都能互相引起她共鸣。因此她特别喜欢这个《斐多》，就把它译出来了。

解说：2000年，当中译本《斐多》一经出版，便被广大读者称颂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2002年，杨绛又将对女儿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们仨》，在点点滴滴的往事中，杨绛与钱钟书和女儿阿圆又聚了聚。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又与妈妈能够相依相偎。而2004年，经过杨绛反复修改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册装的《杨绛文集》。

笔耕不辍的杨绛曾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杨绛（2001年录影）：现在我越活越老了，越老越觉得母校的这个校训，八个字呢，意义深长，很有意义，自强不息，从我们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然后底下呢，厚德载物呢，是一个道德的标志，就是说，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然后是，是为了谁呢？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牢牢记在身上的。

陈晓楠：十多年来，在那张钱钟书曾经伏案工作的大写字台上，除了翻译和写作，杨绛坚韧地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刚刚出版的20卷《中文笔记》，还有178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难以想像，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如今年届百寿的杨绛，仍然天天读书，笔耕不辍，她微笑着，倔强着，用读书、翻译和写作来告慰“给予过、赠与过和已经离开了的”灵魂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