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杨绛生前纪录片：《坐在人生的边上》

薛鸿时：朱家骅就是请他要到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时候在黎巴嫩，代表，让他们两个去，那是1949年的时候，大江大海1949的时候。后来杭立武教育部长，那么就是给钱先生安排好了台大教书，然后杨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香港大学也请他，还有英国牛津他的那个好朋友，也来请。钱先生对他们的回答就是说人最终还是要跟自己的祖国人民共命运的，他们就没走。

解说：钱钟书常引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的钱钟书一家，于1949年8月24日登上火车，两天后到达了母校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三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两人一同调入当时位于北大燕园的文学研究所。

朱虹：当时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个老专家，不叫同志，都叫老先生，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那种，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有一点歧视的，好像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老一代的学者。

解说：那时不少女性追赶潮流，已纷纷穿起了灰色布衣长裤，胸前两排扣子，腰间一根皮带的列宁服，而杨绛依然故我，仍穿她的上海旗袍，乘坐人力车，还撑一把小阳伞。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

朱虹：我还特别记得有一次，人大什么选代表，在我们也不怎么太当回事，反正那天你总是要排队去投一张票吧，但是我特别印象深，她那天穿的特别整齐，就是为了来投这一票，这个是我觉得在其他的，当时所谓的老先生当中是不太多见的。

解说：但是杨绛自己却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

叶廷芳：解放以来，要做学问是很困难的，因为政治运动相当多，不仅要求你参加这些政治运动，而且你不参加的话呢，就要有形或者无形的扣一个帽子，就说“白专道路”。

朱虹：这个白呢，就是资产阶级白色，你想白俄，白军，苏俄战争是吧，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帽子是比较大的。

文革中曾批判杨绛的杨耀民自杀身亡

解说：反右之后，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当时对三面白旗的批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因郑振铎因公遇难而作罢。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因海外学界的不同评价而中断，只有杨绛这面白旗被“连根拔下，还撕得粉碎”。双反运动最终落下帷幕，但是曾师于钱钟书门下，却负责撰写了批判杨绛的材料的杨耀民却始终没有走出愧对师长的阴影。

朱虹：他就说这件事情我真的对不起杨先生，完了他就告诉我了，他那时候是新党员，他说就是谁谁谁，就是一个党委，负责领导团支部的党委委员，他说那个人有点看不上他，那个是一个老干部，他是基督徒，解放之后，就愿意跟着党走是吧，就入党，但是可能对这个有点看不上，就指定他写这个，好像是一个考验似的，他就是很不情愿的。

解说：文革中，这个曾经批判杨绛的文章是“资产阶级思想又抬头”的杨耀民自杀身亡，至死也没有勇气当面向两位先生致歉。

朱虹：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杨先生，就是说这个人就希望杨先生能够原谅他，我可能是写过信，好像我记得杨先生觉得根本就不当回事，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没有怪罪他。

解说：双反过后，周扬认为拔错了杨绛这面白旗，热情鼓励杨绛继续翻译写作，从《小癞子》到《吉尔·布拉斯》，再到《堂吉诃德》，尽管杨绛被认为“下笔即错”，但她的译作却领先于当时翻译界的主流观念。

朱虹：因为别人翻译可以，就是论名家，我想翻译这个名家，她这个翻译本身就是带研究性的，等于是服务于她的学术观点，她不是仅仅是看这个作家是一个空白，她是，她的文字那么好，她要光翻作家，她哪个作家她都可以翻译，但是她是有选择，她是在这个体裁的范围内。

罗新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她翻的三部小说，中篇和长篇，实际上都是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呢，汉是男子，所以啊，杨先生作为一个女翻译家，翻译流浪汉小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

解说：此时的钱钟书刚刚结束毛选英译的工作，那个年代，翻译毛选在众人眼中是高不可攀的美差。但当老相识们来钱家道贺时，钱钟书却惶恐地对杨绛说，“这件事不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毛选的翻译过程经常返工，而钱钟书的翻译不仅效率高，做事快，而且总有押韵巧妙令人叫绝之处。

许渊冲：“吃一堑长一智”，这是他翻的，这个因为我查了金岳霖的文章，金岳霖说当时由他翻，他翻不出来，他问钱钟书，钱钟书翻出来了，金岳霖说好的不得了。这就是体现了钱先生那个，化平凡为不平凡。

解说：一次，在翻译中发现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觉得不对。熟读《西游记》的钱钟书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

薛鸿时：汇报到胡乔木那，就把所有的各种主要的版本都拿来都看，钱钟书说的对了，就改吧，就在《毛泽东选集》上改一改。我就很怀疑，就是1942年的社论，这个好像小朋友看过《西游记》的也很多很多，谁都知道的嘛。不是牛魔王是铁扇公主，为什么一直要留到钱钟书来开口来纠正呢？当时就是说，我认为当时就是已经把毛主席好像碰不得的。

解说：钱钟书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杨绛也说“钱钟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位都“嗜书如命”的文史大家，家里却藏书不多。

薛鸿时：他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就是借，借来就还，借了记笔记再还，而且他还送给我们，他出的书，或者是人家送给他的书，他觉得哪个学科谁有用的，他就送给谁，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好多好多人，就得到他很多的馈赠的书。

胡真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我经常看，杨绛所看的书呢，都是这个之前吧，比如说上世纪初的，或者说，跟她同时代相关的人写的书，或者说写那些人的书，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我们大家看的书，她那儿好像见不着。

解说：精通英、法、西班牙文的杨绛，热爱阅读中西方古圣贤哲的书籍，这些书不仅为她的翻译和文学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想象力，也成为她晚年心有所归的伴侣，而她也很愿意将自己的读书心得与清华众多的“小友”们分享。

杨绛（2001年录影）：外语呢，不过是一个工具，那么有种种用处，比如你们做外交工作，推出去的外语人才，现在你们单单学外语呢，后面还要学的东西多着呢，那么这个是一个钥匙。我就觉得钱钟书跟我不一样，他什么事情判断很快，一挑就挑出来，因为他底子好啊，他看的书多。你们读书读的多了，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解说：1951年5月，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前夕，文艺创作的压力还不算大，但老一辈文人学者长篇累牍的自我检讨。此时刚刚发表了《小阳春》的杨绛正值创作的鼎盛时期，心中酝酿已久的题材等待落笔。但是杨绛此时却和钱钟书一样选择了封笔。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她没有再进行文学创作，披上了“隐身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群众运动的高涨把已经“隐身”多年的杨绛“揪了出来”。

朱虹：突然就是把杨绛揪出来，就把杨绛揪到台上了，然后都事先都准备好了一个白帽子都给她戴上了。然后呢我就看到呢，钱先生马上就起身呢，就离开那个会场了，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去起来去抗议，或者去保护他的妻子，但是他不能看着他的妻子那样受侮辱，他不能保护，但是他不能跟着站着看，他看着话不等于是参与了嘛。

解说：因为不服革命群众贴出的一张钱钟书的大字报，已经是“牛鬼蛇神”的杨绛，在大字报下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辩诬，正是这一举动触怒了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

叶廷芳：都叫到这个台上，叫他们站在那里，接受大家的批判，那么有人就质问这个杨绛先生，你为什么要为钱钟书这个反动权威翻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杨先生她就跺着脚，两个脸涨得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一再地跺着脚，完全是抗议的一种声音。

解说：批斗的声浪刚刚变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分批被下放干校，这个后来不了了之的运动，在当时的参与者看来却仿佛是一场永不会醒的噩梦。

叶廷芳：有些人在下干校以前把所有的书都卖掉了，家具什么都卖了，觉得就是下去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来，确实我们下去一共是呆了两年，但是没有林彪那个事件的话，也不知道呆到什么时候。

解说：当时学部所有人只要点了名，就要立刻跟随队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而再过几天，就要过六十岁生日的钱钟书，也成为下干校的先遣队员。在他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强忍住离愁别恨的杨绛竭尽全力地为丈夫准备行装。

朱虹：因为钱先生先走，文学所先走，她很不放心，她给钱先生有一条裤子补得，后来钱先生就说，都不用带椅垫坐了，补得那么厚，两个圈。

解说：1970年7月12日，将近60岁的杨绛也下了干校，属菜园班，有时随大队到麦田或豆田锄草，杨绛说自己在干校时闲得惭愧，但也闲得无可奈何。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