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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节选之三:“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来源:凤凰文化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随父母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入法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China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china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红腻,像瓷。我们很得意。

……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钟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钟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钟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

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着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她解释。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我们到辣斐德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称唔娘)、叔父(我称小叔叔)、婶母(我称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圆圆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这时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non!”(我从未教过她法语),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我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喊“nonnon”。当时,钱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

……

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本文摘自杨绛《我们仨》)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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