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责编回忆陈忠实创作细节：一周让老婆送一次馍

（凤凰文化何可人报道）“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

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我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

这是陈忠实在其散文《何为益友》中一段回忆。文中提到的主角“老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因当年这一面之缘，陈忠实和何启治从此成为半生的挚友。从此，何启治见证着陈忠实写作上每一个重要的步伐。

1992年3月，陈忠实刚刚写完《白鹿原》，立即写信给时任《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而何启治迅速决定，将这部尚不为人所知的小说放在《当代》杂志连载，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陈忠实后来写下《何为益友》回忆何启治对自己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也披露了许多《白鹿原》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整个过程和诸多细节。

2016年4月29日，在陈忠实去世的这个上午，他的“益友”何启治，接受了凤凰文化的采访。

1998年4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后，陈忠实与何启治合影

以下是何启治的口述：    

“写长篇小说仿佛‘老虎吃天’那么难”

1973年还是文革期间，我刚从五七干校恢复工作回到出版社，在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当时叫“现代”不叫“当代”——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组当编辑。

当时跑到西安，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因为我们要向地方上的一些作家组稿，首先就应该调查有哪些青年作家。当时我就已经注意到西安的一些包括路遥、贾平凹等。陈忠实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写的两万字短篇小说叫《接班以后》。

当时叫陕西省文艺工作的什么机构——不叫因为作协还没恢复——就叫有关机构吧，也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但是我不认识他，我看了这篇《接班以后》，就去找他。

陈忠实当时正在西安的郊区一个叫“小寨”的地方开会。我也没找到会场，就在那个小寨区委的门口，看见他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出来，我就在那里碰到他。

陈忠实推着破自行车出来，当时刮着风。他当时一听我说话的口吻——因为我也不会说陕西话，我说的话也不是标准北京话，我是广东人——所以他听起来就是说，知道是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高门楼”——他用的就是“高门楼”——是从一个他心里的文学圣殿来的。他就问我就，为什么会提出让他写长篇？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当时并没有文学出版社没有《当代》杂志这样的一个阵地、这样一个园地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而我们就是要出书就是冲着未来，所以我向他组稿，就是希望他给我们写长篇。

他听完就他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就仿佛是“老虎吃天”——老虎吃天那么难——他说听起来就像老虎吃天那么难！他觉得是很遥远的事儿，因为他刚写短篇，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不断的写一些中短篇，长篇的计划根本也没有。但我当时就说，就《当代》杂志，我向他组稿，请他为文学出版社写长篇。

而且我还有个理由，当时我正组织两个北京知青，写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长篇小说。而陈忠实，根据他写的短篇内容，和陕西省有关方面的推荐，我了解到他已经在农村摸爬滚打有好长时间了。当时的陈忠实已经三十多岁了，他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困难时期，高等学校招生收缩，陈忠实所在的整个班都没有考上一个大学生，整个年级十个班才有几个学生能考上大学的。陈忠实没考上大学当然很遗憾，但是后来他就在农村摸爬滚打，他当时的身份是公社的副书记副社长，人民公社嘛，他还在搞大片修整等等，干这个事儿。这就是陈忠实73年的状态。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跟他约稿约写长篇的，有这么个道理。八十年代后他才调上来当专业作家。

当然，虽然陈忠实觉得这件事像“老虎吃天”那么难，但是他也说感觉到我代表出版社向他约稿有很真诚的这一面，就是非常诚恳的向他约稿，所以他从那以后他就记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老何这个人。他以后一直叫我老何，我比他大6岁，他当时33岁嘛，1973年33岁，他是1940年生的。

“他在西安老屋安静的写作，靠妻子每个礼拜跑一趟，送馍”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文革以后我回到出版社，恢复工作，唯一离开出版社的就是当了两年援藏教师，这中间陈忠实一直跟我有联系。

1989年6月到90年6月，我到美国探亲一年，就连这个我们中间都没有中断联系。当时我没有怎么催促他，知道他在写中短篇。《当代》杂志不是1979年创刊嘛，他在《当代》的发稿编辑里面看到我的名字，然后就跟我联系。我现在手头有他的13封信，其中最近的一封信，不是那个《白鹿原》交稿的那个信，90年的10月份他给我一封信，那时候《白鹿原》已经有了初稿了他想好好静下心来修改。但后来因为89年两件事，他说要搞清查，清查了四个月，本来想静下来改了，又要搞党员登机，搞了两个月。所以我认为中国作家确实在过去搞政治运动的期间，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有静下心来好好写作品的时间。

1990年10月，一直到1992年的2、3月间，他就已经在进行《白鹿原》的修订，定稿了。他给我邮信，就说《白鹿原》写完了。他在1990年10月就讲“这个稿子有了我一定给你们《当代》和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你放心，你不要催我。”他叫我不要催他，他说我要静下心来好好去修改。 

他在他的老屋里头——在西安灞桥他父亲留下的老房子，在那里——非常安静的写作，靠他妻子每个礼拜跑一趟，送馍。当然，他也有奢侈的时候，就到了高兴的时候，想要休息的时候他是在外头，用收音机听秦腔，喝西凤酒，我还记得这样的事。

陈忠实一直说不要催他。到了1992年的2、3月间就跟我联系。我当时任《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忠实在信里谈到《白鹿原》的创作情况，他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会把这部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看他是来送稿还是我们派人去收稿？当时我们正好有人要去西安，从成都过去，先到成都，就高贤均跟洪清波两个人，到了西安就把稿子拿来了。这是1992年3月间的事。

“我连命都交给你们了！”

拿到稿子以后，最早跟陈忠实反馈的就是,当时叫当代文学一编室负责人高贤均。

他当时是出版社的副总编。我见到陈忠实是10月23号。后来高贤均第一个反馈给他，就说收到了这个《白鹿原》。陈忠实自己就说，我把稿子交到他那的是复印稿，一摞稿子很厚，接近50万字了，交给了高贤均他们。

据陈忠实自己回忆说，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命都交给你们了！”他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个人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火车上读完了书稿。一看就放不下，就拍案叫好，并轮换着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看完了。等他们回到出版社，我们便按三级审稿制由《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好几个同志流水作业地快速看完。

回到北京当天高贤均就给陈忠实写信。这封信陈忠实看了之后，他说自己当时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哭了。

《当代》1992.06 1993.01 两期连载《白鹿原》

然后我也赶紧写信给他。《白鹿原》先在《当代》杂志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当时稿费是千字30元。开出的首印量，我刚刚又查了一下，具体是14800册，稿费按照当时最高的标准，千字30元——直到后来盗版书蜂拥而起起，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加印，到同年10月已进入第七次印刷，共印56万多册——所以当时陈忠实拿到不到一万元。

他当时很高兴，说自己也算是个万元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