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知识分子”熊培云：我就像个评论界的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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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的微博粉丝仍有33万余，但除了新书宣传，他可能一个月也更新不了一次微博。最近一条在1月10日，开头是：“朋友们说，你这两年怎么消失了？”

公众所知的熊培云，是《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的作者，也是常见报端的评论员。他的文字被网友摘取成名言集，文风被概括为“自由、明辨、宽容、温暖”。有网友评论说：看熊培云先生，似乎就看到了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政治愿望与失落。

熊培云所成名的2010年前后又被称为“微博元年”，那个时候公共知识分子尚是一个好词，但很快，它被简化为“公知”，继而衍生出“母知”，甚至“你全家都是公知”。南方人物周刊曾在2004年进行过一次影响深远的评选，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肯定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而到2013年，这本杂志推出《“公知”的前世今生》，已经在探讨公知的污名化。

现在，谈论“公知”似乎都显得过时，微博作为公共空间的意义早已一落千丈，人们缩回微信的个人好友圈里，谈论天气、美食、个人喜好。

最近，熊培云在忙着新书出版的事，那是一部他的旅日文集，探讨中日关系下的若干命题。他形容自己是“局外知识分子”，强调关心这个时代，又不卷入其中。“（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标签本身是有问题的。他封你为公共知识分子，现在政府在说什么事，你去批评，社会出现什么现象,你去批评，你赶紧写，连夜写，写出来才符合他的期许。你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他是总司令，你不觉得这过于自负了吗？每个人自成世界，为什么按照别人的期许去生活。”

我就像个评论界的消防员

在熊培云还写时评的时候，他是相当勤奋的写作者，一天数篇，一个月数十篇。有段时间，他同时是南开大学的教师、南风窗主笔以及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等媒体的评论员。媒体邀稿无数，由于写的不错，这样的机会又越来越多。他算了下，大概在三年时间内写了过千篇评论。

现在，他的笔仍然没有停。2015年下半年，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期间，熊培云在四个多月内访问了国会议员、律师、大学教授、商人、右翼分子等一百余人。每日访问过后留下数千字的文字，不到半年文稿已经四五十万。争分夺秒地写这本书，他说自己体重都减了十几斤。最累的时候，敲着敲着趴在电脑前睡着了。

这本预计在今年2月底出版的书探讨的是中日如何和解的命题。熊培云说，写这样的书是出于责任感驱使，“对这个时代你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把你的理智、才情表达出来，去梳理清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脉络”。

但是，他已经不怎么写评论了。腾讯大家栏目发来几次合同，目前他一篇也没写过，其他媒体的邀稿也基本拒绝。早在2011年左右，熊培云放慢了写评论的速度，从每天数篇降到一周一篇，最后干脆不写。“我就像是一个评论界的消防员，啊这里发生了一件事你去评论下吧。”熊培云说，“我很快就厌烦这件事情”。

熊培云对互联网上公共讨论的印象定格在2011年的药家鑫案。在他看来，法律该怎么判是法律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说他非死不可，这时候所有的人就出了问题。“事实上他还是其他人的同学、是他母亲的儿子，那也是他的标签，但是当这个社会把其他的标签都割裂了，认为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去同情他都是有罪的，那就只剩杀人犯这一个标签了。 法律该怎么判按事实就好，但不能走到所有人都来喊杀的嗜血状态。”

“一杀了之事实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宣泄而已。”他说。最近的马永平案也同样如此，“杀了人以后我写发一篇评论，强烈谴责马永平，这是没有意义的，你不发别人也在谴责他，所有人都在谴责，但是作为评论，你要解释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怎么防范下一个马永平的出现。”

问题又向后退了一步，“即便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没关系，可你不能在后面喊着要杀我全家。 在一个正常的有修养的国家，怎么能随便去骂人。”他指的是药家鑫案。那次讨论似乎耗尽了他的耐心，结论是：“一方面言论不自由，另一方面太自由，不懂得尊重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

他说：“我从来没有放弃所谓的公共领域的发言，只不过现在把发言周期放长一些，放深远些。因为写一本书我把一个道理会讲的非常透，同样是谈日本，几十万字的书和一篇短文章我想效果是不一样的。我愿意做更长线的事情。”

“大家希望自己写出的东西立竿见影，写完什么能够立刻改变什么，但是事实上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熊培云说，“你发现现实世界不如你意，写评论就是在不断重复。”

互联网太远微信太近

熊培云看上去和过去几年间的照片里没多大区别，架副方方正正的眼镜，宽大深色西服，拎着大包，一副不很讲究穿戴的样子。

可以把这种不讲究理解为不愿浪费时间。另一个例子是，熊培云告诉我，有段时间他常去同一家餐馆吃饭，每次点同一样菜，配碗米饭，某天服务员看不下去了: “先生，我们这也有其他的菜。或者，您要不要来碗面？”

另一方面，他又颇费力地随身携带相当不便携带的单反相机。摄影是他的乐趣之一。他常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照片，清淡、文艺。有时候，他拍了一张颇满意的照片，会迫不及待与人分享，过会儿又把这条朋友圈的权限改为“私密”。

“互联网上的人太远了，所以他毫无顾忌，微信上发言的又太近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真东西。”熊培云说，“我宁愿把更多精力放在要写的书上。它更利于长线思考。”

熊培云1973年出生于江西农村，1991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大学的学费还需要靠自己打工来挣。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天津日报社，那时媒体收入颇为可观，他说，自己能够拿两千多块，而普通人的收入才四五百。

去法国留学已经是他工作7年后的事情。“读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有一段国外留学的经历，我要去了解外国的世界。”南风窗杂志同时发来邀请，于是他去法国留学的时候，也成了南风窗驻法国记者。天涯社区有个关天茶舍，是讨论政治、哲学、社会文化等话题的著名板块。熊培云常在那儿发布对时事的看法，“完全是非功利性的发言”，南方报业的朋友找上他，表示想让他写点东西。后来来找的人也越来越多。

等到熊培云回国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回母校南开大学教书，二是进入媒体。当时南方报业希望他去协助创办南都周刊，他想了很久，发现做媒体已经不是他最想干的事情了，“我更需要的是写作，我需要大量的时间。”此后他回南开大学任教，并同时为多家媒体撰稿。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最早便是来源于他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篇长文。期间发生过一次风波。有外国记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熊培云便告诉了他们村庄地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外国记者把他在南风窗发表的文章打印出来发给村民，当地人看了熊培云的报道后非常生气，不单美国记者，熊培云本人在村里的调查也再难进行。“他们想在村民那边讨个巧，表示跟我是认识的，不是骗子，结果反而引起了村民的反感以及对我的反感。这件事情让我非常被动。但我能理解村民们对这件事情的反感，后来我们家人也是总是赔礼道歉。”

“我自己对别人的采访本身是无害的，采访的时候，更多会抱同情态度。而且我采访弱者会比较多，所以有的会成为很好的朋友，采访中没有什么冲突，在我老家农村其实也一样。但当时因为被外国记者搅局，我对村子里的人更多的细节的访问就没法进行了。当然这件事情你没法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再扩展，做的更宏观一些，比如说分析县里的、国家的农村政策等等。我不是为了去揭露什么，对人的命运同情的成分更多。”

没有挫败感

小区路窄，前方一辆蹦蹦车下客，老太太缓慢地挪着步子，出租车司机等得不耐，一通牢骚：“往边上靠一靠不就挡不着道了吗，现在的老人啊，就是倚老卖老。”师傅看上去并不真生气，想出这番道理似乎还让他颇为得意。熊培云比我更快理解了这里的无端戾气，配合道：“是，他们觉得活得久也是一种财富。

“最近几年我对文学更感兴趣。”一落座，熊培云的开场白就是这句。他拿过我的笔和本子，一笔一划地写上“天命”两字，一边放慢语速：“写一部好小说是我的天命。”

他做了一个划分，写社会类的书，是责任感的驱使，感到对这个时代应当有所作为，而写人生写故乡的书，则是激情驱使。在他的计划里，写一部关于乡村的小说是最重要的事情，目前提纲已经打了40遍，还未动笔，因为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写。他说，写中日关系的这本书期间，“ 在关注中日和解的时候，我更大的激情不在中日和解，而在人与自己的和解”。 

去年底，熊培云出了本诗集，叫《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收录了他2013年起写的诗。从书名上也能发现这种变化，过去他的书总离不开“国家”、“社会”、“自由”一类名词，现在这本诗集里看不出太多往日痕迹。有人评论，“会不会有点鸡汤”。

和“公知”一样，“鸡汤”这话也让他颇为不满。“安慰人有什么不好”，“非左即右其实比较极端，鸡汤至少是一个中，但是居左的人说这个中间不要了，你哪怕右一点也没关系，别在中间。很多东西被贴上鸡汤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消灭社会中相对中间的阶层。因为它不温不火，他们就问你为什么不是辣的，或者你为什么不是苦的。”

“这个时代有太多标签，而且所有的标签都是毁灭性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长于毁灭而不长于建设。”

谈到公众认知里的公共知识分子熊培云，他说：“你应该在公共领域发言，这是一种责任感，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只剩下这些东西了，我不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职业的演说家，我还有许多我自己来到这世上需要完成的事情。一方面我希望陪你们一起做成某件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属于我自己那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完。”

他否认自己变了，“不然也不会写这本关于中日关系的书”。但承认现实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2015年出版他四年前的书《自由在高处》增订版时，重新过审，有些2011年版原有的章节反而要删掉。

有人批评熊培云的书，写的太浅。另一种评价可能更能解释他的书畅销的原因：他写出了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政治愿望与失落。

熊培云把现实中所面临的挫折分为两种，一种挫折是时代的挫折，“时代的挫折人人都有，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被审讯了，我要去法院去旁听，结果人家不让你进去，我回到家里重重倒在床上，觉得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是有挫折感，但这不是我的错误，因为不是我没有尽力，是这个时代本身不让你进去。这是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至少短期内没法控制。”

但是，另外一种挫折是你没有认真去做，最后把这个事做砸了。“我能控制的就是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好。”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是个没有挫败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