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诺奖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合适的桂冠

导语：时隔半个多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垂青了“非虚构写作者”，2015年的诺奖花落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上一本获得诺奖的非虚构作品还是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出生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她的生命轨迹与冷战重合，而阿富汗战争又恰好在她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刻开打……感知过大灾大厄，付诸笔端便成了道德职责之应有。没有一种受苦是正当的，无论怎样，阿列克谢耶维奇咬牙坚持的东西是对的。评论人云也退推测，将来的人们仍然会将她的获奖定性为一个政治性的选择，这无疑会削弱作品的说服力。人们记住了事实，就会忘了她，记住了她是“反苏”的，就不会高看其“文学之美”，虽然她的作品单靠“纪实”就能撼动人心。除了记录，尴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别无选择。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1986年，我决定不再写战争了。我完成《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连一个流鼻血的孩子都不忍看一眼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抵挡痛苦一阵子；而我，我已筋疲力尽了。”

可你是谁？你是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你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生命轨迹与冷战重合，你知道苏联入侵卫星国是怎么一回事，而阿富汗战争又恰好在你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刻开打……感知过big event——通常也是huge disaster的人，伊姆雷·凯尔泰兹，普里莫·莱维，艾利·威塞尔，他们能不写集中营么？小库尔特·冯内古特能不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么？克里斯塔·沃尔夫能不写两德的离合么？还有，1980年10月底的一天，当澳大利亚人托马斯·基尼利在贝弗利山区闲逛，在一家包店里偶遇一对大屠杀幸存者，听完他们的叙述，立刻着手撰写一本名叫《辛德勒名单》的书。书写大灾大厄，乃道德职责之应有。

诺贝尔文学奖又扩招了，不仅首次招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国籍的获奖者，而且连体裁也放宽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我们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者”，本职是记者，以记录真实，不作任何虚构自诫。她的作品也是文学么？《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切尔诺贝利之声》、《锌皮娃娃兵》，看书名就不像小说。但诺奖却给了她。

据说获悉时，年过六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喜形于色，同她行文的深沉悲凉相对照，太不矜持，但联系到她最近几年说过的话，这反应又殊可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不苟玩笑的人，她没有办法用今天人们常用的玩世不恭来舒缓自己的紧张。她心怀太多的恨与憾，把敌我界分得太明确：发动战争的人，钳制众口的人，检查书报的人，统治者和他们满地乱跑的、“奉命行事”的鹰犬爪牙，都是敌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她的朋友，他们很可怜，很悲惨，更可怜的是，就算是被剥夺到了一无所有，还甘愿被敌人拿来当枪使。

《锌皮娃娃兵》

1986年——她在《锌皮娃娃兵》一书中说——她本想不写了，因为之前访谈了太多苦难的事情，精神几乎崩溃。但两个事情改变了她的想法。

其一，一次她去乡下的一个村庄看一位女友，发现其母站在门口哭泣。过去一问，她邻居的儿子伊万不久前才“为国捐躯”，现在儿子安德烈从阿富汗发回了信，“妈妈，太棒了！我是个伞兵……”她读着读着就哭了。

其二，城里，一个车站的候车室，一名军官坐着，带着一个半空的提箱。他身边坐了一个瘦瘦的男孩，用一个小叉子在一棵橡皮树的泥土里挖着。两个乡下女人坐在他们身边，打招呼：“你们是谁？”军官说，他送一个小兵回家：“他疯了。”“疯了？”“疯了，从喀布尔回来，他一路上手里拿着什么就挖，铲子，叉子，小棍，自来水笔。”男孩抬头看了一眼，阿列克谢耶维奇注意到，他两个瞳孔已经放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球。

“而那时，人们依然在谈、在写什么国际主义义务，什么民族利益，我们的南部边境之类。检查机关监督所有战争报道，确保里面不能提及我们的死命（意为我们的必死性）。人们只能从一些零碎的传言里听到消息，某某某瞥见了乡村小茅屋里堆着的尸体，或是看见了军方预制的白花花的锌皮棺材。”不写战争，怎么可能？“我明明正身处一场战争期间。”

那就写吧。她用了三年时间访问各种与战争有关的人，每个人的诉说就是一幅画像。它们不是文献，而是画面，组成了一段人类感受的历史，而不是关于战争本身的历史。——这个区分很重要，极为重要：如果是文献，那就是历史范畴，顶多处于非虚构的灰色地带，如果是画面，那就可以跻身“文学”，至少是被诺贝尔文学奖扩大化了的“文学”。

《锌皮娃娃兵》出版，并在西方有了名气时，苏联人还很少知道它。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她的悖论：她是世界上人均阅读习惯最好的国家之一，至今不次于东南边的宿敌日本，街头读书的人多，人们聊天也总是谈到最近读的书，图书馆馆藏丰富，人流络绎，老式的卡片式书目存放柜散发出令人神往的气息；但是，政权似乎总能相当成功地查禁一些有危险的书籍，大幅度削弱它们潜在的影响。

锌皮棺材厝回了没有生命的人。还有气息的，则带着各种各样的伤，看人看事早已不抱热情和希望，浑身紧张，眼光呆滞，心头恚恨不知往哪里倾诉。回到家乡后所受的待遇警醒了他们，自己被骗了，被国家给骗了。和战友的袍泽之谊是他们唯一的所获，除了这些人，再无别人能让他们打开心扉，畅诉苦愁。

除了访谈，还是访谈。与著名的“纪实小说”如诺曼·梅勒的《黑夜大军》相比，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单靠“纪实”——记录受访者的话——就能撼动人心。看一个士兵的自述：

“回到家，我们看到什么？我问一个朋友要五块钱，他不肯，因为他老婆不让。这叫什么朋友？我很快就知道我们要得太多了……在这儿，生活就是一个大泥潭，所有人都只关心他自己的豪宅、汽车，在哪儿能买到一点熏香肠……要不是我们的人多，我们有十万人呐，他们就把我们挡门外啦……在那边我们都恨死了敌人。但是这里我得找个人来恨，非得这样我才能重新交到朋友。但是，恨谁呢？”

人性被扭成了麻花，稳定情绪的机制早就倾覆。阿列克谢耶维奇观看战争最直截可见的各个方面，《锌皮娃娃兵》里有痛苦，有丧失，还有欲望，有饥饿，有嫉妒和渴望。可怜的苏联士兵，逃得一条性命回来的，半边大脑储存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吉光片羽：意大利的太阳镜，日本的电子产品，美国的罐头；另半边大脑则填满了屈辱。新兵在营房里的日子，和在野地里一样充满噩梦，早入伍一两年的老兵以折磨他们取乐。一个新兵被活埋到了脖子，老兵掏出生殖器，对着他的脑袋撒尿，发出一阵阵狂浪的笑声。这位新兵到早晨才被放出来，一怒之下，亲手杀死了两个凌虐自己的人。其他人就没那么强的复仇欲了，一位新兵说：他那一个班里，其他十人都是老兵，逼他每天服侍，打扫，洗濯，从小溪里取水，一晚上只能睡不到三小时，动辄挨打。

“有一次外出给老兵找水，踩上了一个地雷，万幸的是，那只是个信号雷，一枚信号弹蹿起，整个一片都被点亮了。我被轰倒在地上，赶紧匍匐着继续找水，去给老兵们刷牙……他们才不会在乎我遇到了什么事，他们只会打我，打我，打我。”

显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述会成为各种“共产政权黑皮书”的必引资料来源。这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会削弱作品的说服力。如果你熟悉如安东尼·比弗在《攻克柏林》中描写的苏联士兵，你读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时也会多个心眼。服兵役的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起初得到一个美好的许诺：当好后勤，就是报效国家。但后来噩梦便开始了：兵爷岂能对她们毫无想法？一个女人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酷暑，厕所里的苍蝇多得可以把人拎起来，她服侍在一个军官身边，整整两个月，她没有睡过一晚好觉。在危机时刻，她一度以刀相搏，才从豺狼一样的“自己人”手里保住了身子。

陌生而熟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对啊，西方人不是总爱说苏联士兵强奸女人的事吗？如果人们读时都这样的想法，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过了十几二十年还有多少人要看，就可以打个问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作家“不朽”的保证。她以一己之力，披露了被官方隐瞒的大量事实，由此创作的作品，作为作家的她，其存在感是较弱的。人们记住了事实，就会忘了她，记住了她是“反苏”的，就不会高看其写作；而有朝一日档案公开，战争与核泄漏的真相进入常识领域，谁还会为了“文学之美”，去读这个白俄罗斯女记者的书？

有人把她归入“纪实性虚构”一类，但她自称，她创立的是一个名唤“人类声音”的体裁——浓重的书生气扑面而来；哪一本文学史，都不会为“人类声音”单开一个栏目的。而且，“人类声音”可涵括的书，又岂仅限于受害者访谈呢？一些纯文学出身的大家写下的纪实性作品，如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或是富有文学意味的非虚构，如艾利·威塞尔的《夜》，也是“人类声音”；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斯塔兹·特克尔也有深受好评的二战老兵访问记面世；甚至当年“六日战争”后，阿摩司·奥兹轰动一时的士兵访谈录《第七天》，也不应视而不见。

在体裁上，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尴尬的，所以，我觉得人们将来仍然会以定性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方式来定性她：一个政治性的选择。因为她写了苏联，写了这个国家的战争、灾难和丑闻，而得到了这顶桂冠。她很高兴，因为她一直遗憾于无力撼动丑恶的政治势力，得奖，起码说明人心站在她一边。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未来如何评价她，现在不便揣测了。正如本文开头那几句引语，我还是佩服她，坚持做一件自伤性的工作。如果读她的书读到绝望，那是因为她本人深味过绝望。在《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一书中，有个人物在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交谈时哭了，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其中有她在军队里服役的一些档案。那女人附了一句话：“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懂得我们有多难。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事写成书。”

一般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创伤写成书，拿去卖版税的。取走别人的故事，代为叙述，代为表达，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做，必须忐忑不安（可以联想下那个“嫁给大山的女人”风波）。但她继续下去，因为人祸仍在继续，也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她除了写书之外没有更好的介入途径。

战争是绝对男权的事物，因而女性往往成为推翻战争之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声道。在《锌皮娃娃兵》里，一个最令人痛心的故事，是一位母亲收到了来自阿富汗的锌皮棺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体。棺材被移进她狭小的房间时，母亲迸发出一阵哭号：“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是个木匠，有半年时间都在给将军们修别墅！从没有人教给他怎么开抢，怎么扔手榴弹！他上战场后一个月就死了！”

然而后来，她和很多曾被采访过的女人一样，出面控告阿列克谢耶维奇。她说：“我不需要你写的事实，我需要的是一个英雄儿子。”

她被收买了，但是，玩味她的心理，你未必不会苦涩地点头。这位母亲既已失去了全部，她又何妨与当局配合，绞杀民间独立的声音，只要她当真不在乎同杀害儿子的刽子手合作？在民智未开的地方，拿亲人的尸体讹财的事情并不少见；又或许，她的的确确从阿列克谢耶维奇描写的死亡故事中感受到了二次伤害，而这种书写却关系着作家器重的职业操守……

但没有一种受苦是正当的。无论怎样，这位新获奖的女记者咬牙坚持的东西是对的。白俄罗斯在苏联诸加盟共和国里是保留老苏联元素最多的一个，这其中最险恶的一点，也许阿列克谢耶维奇并未危言耸听：人民从幼年起就被囚禁，其心智从未得到彻底的发展。因而她说，她爱这个伤害了自己的女人，因为她囿于认知局促，无法区分不同层次的事。《旧约·约拿书》的末尾，上帝告诉约拿，他宽恕尼尼微的人，是因为这座大城“其中无法分辨左右手的约有十二万多人”。很多人行不可理喻之事，说难以置信之话，是因为他们只会这么做，这么说。

有媒体称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俄国张纯如”，还是很有道理的：她的书有许多缺点，例如情感丰富的女作家所共有的问题——掌控不好情绪。但一想到张纯如，就不好意思苛求一个主动涉足黑暗，去饮用它有毒的奶水的女记者。想想张纯如，我们得承认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不崩溃是比放弃和自杀更艰难的抉择。由于那个著名的鸡蛋石头论，许多脆弱的石头被误伤了，但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的是一块披拂着前苏遗风的真正的顽石，不管怎样，我都站在她的一边。

云也退，专栏作家，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多处开设个人专栏，经营个人公众号yunyetuitui，谈文学、文化、健身、旅行、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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