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奖吗？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不是一场独立而纯粹的文学盛宴。如何整饬蕴藏在多种民族文化、价值观与语境之间的博弈，无疑是一项世界级奖项需要正视的问题。虽然诺奖评选标准中指出，“从一个理想的角度衡量最优秀的作品”，而这显然并不受国籍、地域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且自1978年以来，委员会明确表示希望更多非欧洲籍、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家得到荣誉与鼓励——这些都在彰显着诺奖的开放态度。

然而，距离欧洲中心论的彻底破除尚需时日。诺奖委员会评委恩格道尔曾有言：“尽管每一个发达文明中都有强有力的文学，但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欧洲依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而不是美国... 文学这件事，是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它有时就像粉刺，爱在哪里长就在哪里长，你不能控制它。”据统计，在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72％来自欧洲国家，16％出自北美，而其他地区的得主仅占12％。诺奖评委在获奖者的选择上，仍会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对欧洲作家的青睐。这样的选择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不妨从文学本身出发。文学有其必然不可译的成分——无论是语汇、文法、结构，还是民族语言中的双关、隐喻、典故，都使阅读和翻译面临着鲜明的挑战，如果没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便会有晦涩难懂之感。诚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不乏语言天才，大都精通几门语言，但用英、德、法等欧洲主要语言之外的作品若要受到评委的青睐，恐怕得先要有好的译本问世。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获奖的文学类型——词藻华美却难以翻译的文字，或许就难以匹敌那些以精巧结构、深远意蕴取胜的作品。

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诺奖评奖中还隐隐反映出西方文学传统在当今社会冲击下自寻出路的倾向——为“理想的角度”下的文学找到陌生国度的代言人。

非英语文学在这种夹杂着好奇的青睐之下有些受宠若惊。无论是基于语言还是文化传统，非英语文学如东欧、亚洲文学，在西方眼光的审视下，都不可避免被“建构”——即以一种“神秘文化”的姿态，在满足对“他者”想象的同时，延续西方一贯的话语传统。最熟悉的例子恐怕就是2012年莫言的获奖了，诺奖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毫不吝惜地赞美着他对人生境遇中最阴暗方面戏谑地揭示，和漫不经心地摸索出的极富象征力的形象，“各种手工艺，铁匠活，盖房，挖渠，养殖，土匪伎俩——所有这一切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写，人世间的一切几乎都被他罗列到笔下” 。我们因中国作家获奖而兴奋不已，回首却撞进了一双双闪烁着好奇之光的瞳孔。

而美国文学就在欧洲主流和“神秘国度”之间长期不尴不尬地悬浮着。自从1993年托尼·莫里森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作家荣获诺贝尔奖。曾获1930年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刘易斯认为，美国“还不是一个足以产生满足人类最深切需求产物的国家，美国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雕塑家或画家必须孤独地工作，生活在深深的疑惑中，无法真诚地表达自己” 。这些言论虽然出自一位美国作家之口，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老欧洲对于美国文学的“傲慢与偏见”。欧美两家曾互指对方的文学轻浮粗俗与腐朽沉重，但无疑，美国作品中秉承英语文学的部分被视为沿袭了欧洲文学的传统，而其内生的原创部分（如黑色幽默、黑人文学等）又难以被欧洲主流文化所认同，正是这种尴尬催生了对美国文学难以获奖的广泛讨论。令人欣慰的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日，欧洲也在试图摘下看待美国文学的“有色眼镜”，用一种更符合其宗旨的宏观视野将美国文学包囊进视域之内。

除此之外，政治因素亦是诺奖人选的考虑因素之一，这与诺奖的宗旨也构成了相应的背离。虽然“在瑞典学院的会议里，我们从不谈及政治”，但毋庸讳言，政治在诺奖的天平台上往往扮演着一个审慎的筛选工具角色。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卡达莱便是一例。他曾公开表示“我不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为残酷独裁政府唱赞歌的御用文人，而是在用自己独立的视角审视着阿尔巴尼亚的过去与现在。饶是如此，作为饱享盛誉的阿尔巴尼亚作家，虽然卡达莱自2005年获得布克奖以来就成为了诺奖的热门人选之一，但过去的政治问题仍然是其获诺奖的一大不利因素。

虽说诺奖委员会强调，讨论诺奖人选的国籍与语种分配“毫无意义”，除了文学本身的意愿外，并不会对任何因素有所考量，一贯以文学的优秀与否来评判，而“优秀”一词本身就存在复杂的定义。诺贝尔在遗嘱中写道，他“怀着明确的愿望，希望评奖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关于候选人国籍的考虑”（《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一节）。这一奖项是为了奖励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把作家当作国家或者语言、社会或者种族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某一性别的代表加以表彰。这一考量显然是深深地受到了歌德与爱克曼对谈的影响，正是在这次对谈中，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了。 “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而真正的“世界文学时代”，在面临语言、传统等多重因素隔阂的境况下，依然前程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