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复活的理由——《这边风景》的一种读法

版本学难题？

2013年4月，花城出版社隆重推出王蒙据说动笔于1974年的上下两卷、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引起文坛震动，有说是新疆南北历史、社会和文化习俗的百科全书（姑丽娜尔吾甫力）；有说是汉语世界有关西域的最重要文献，"深入西域，又写出巨幅长篇者，王蒙堪为古今第一"（赵一凡；有说是"文革"与十七年文学真正"落幕之作"（雷达）；还有批评家认为此书一出，不仅如王蒙本人所说，找到了他的"清蒸鱼的中段"，其60多年创作历程因此变得完整，而且"十七年"、"文革"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由残缺走向完整，此为三个完整说（王干）》许多人还认为，这部在王蒙迄今为止的文学生涯中耗时最久、篇幅最长、人物最多的奇书，撇开当下读者不难理解和剥离的过去时代政治文化印记，单就叙事内容而言，也是这位传奇式作者所有作品（包括长篇）当中生活积累最厚实、多民族文化生活细节最丰富（有人说是"排山倒海"）、感情投入最丰沛、艺术（语言）表达最酣畅的一部，其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陈晓明）。

也有人提出质疑，说这部主要写于"文革"后期、取材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新疆生活的长篇，果真能出污泥而不染，冲破"文革文学"的沉重帷幕，成为那个年代在文学上的一个成功例外吗？尘封40年之久的"旧作"重见天日的理由究竟是什么（陈冲）？

而就在批评家和学者们各抒己见之时，一个版本学上的难题也困扰着大家。

请看书后勒口"关于本书"的一段介绍性文字：

本书写于1974年至1978年，后因各种原因未曾出版，一直放在库橱里。2012年作者重新发现并审读了书稿，做了必要的修改，添加了目录、人物表和每个章节后面的"小说人语"，在基本保持原貌的情况下，郑重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目录"、人物表"、"小说人语"很清楚，都是2012年添加的，但小说正文何处做了"必要的修改"？怎样是"基本保持原貌"？仅仅根据这段文字，难知其详。"下卷"交代那位左得可爱的"四清"工作队的"聿洋"后来经历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动乱、市场经济、唱红歌和薄谷开来杀人案审判"，一望可知是作者撰写的"情况介绍"所谓"适度地拉到新世纪来"，但除此之外，正文部分哪些是2012年4月至8月两次"校订"对"1978年8月7日"作者在北戴河完成修改的那个"初稿"（下文将说明这其实是第二稿）所作的"必要的修改"？

笔者2013年5月开始阅读《这边风景》，将近一年之后才动笔写这篇评论模样的文字，主要就因为始终无法驱除这个疑问。许多次读到某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像"文革"时期王蒙能说的话时，总疑心那就是2012年的添改。可继而又想，为什么一定是2012年的添改，而不是1978年北戴河的修改，或"情况简介"所谓1979-1980-1981年间多次"试图动一动，作一番起死回生的拯救"时可能的局部调整呢？王蒙思想和用语往往超前，1984年《在伊犁》系列之一《边城华彩》就写到"被拜年"，而"被什么什么"的结构最近两年才一度成为网络流行语！根据个别文字判断小说正文具体写（或改）于何时，十分危险。

可一旦放弃这种努力，经过1978年北戴河修改、1979-1980-1981可能的多次改动，尤其2012年两次校订之后，大约1976年底完成的真正的初稿（情况详见下文）在最后出版的校订本上还会留下多少"原貌"，就不得而知了。

理论上可以说，正式出版的《这边风景》很可能叠合了上述四个不同时期创作和修改的文本，因此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困窘就不难想象：他们是要将前三个创作和修改阶段理论上存在的三个本子和最后出版的第四个本子分而治之，还是综合起来？分而治之的线索是什么，综合起来的根据又在哪里？

《这边风景》似乎带来了版本学上无法破解的难题。

巨大的历史连续性

如果说1978年如何对待1976年底初稿，1979-1980-1981如何对待1978年修改稿，王蒙可能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不得不根据当时政治气氛和文学风尚而反复修改旧作，那么到了2012年，如何处置"重新发现"的旧稿，应该完全是他本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了。他可以一字不改就出版，那么读者看到的便是一个时间概念十分清晰的历史文本。但这不是《这边风景》的命运，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王蒙自始就没有遵循所谓保存手稿原始样态的原则。

当王蒙1978年6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在北戴河动手修改《这边风景》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世上还存在着《这边风景》在此之前的某种原始样态。但这个原始样态何时完稿的呢？现有材料（王蒙自传、自述、答记者问、出版说明以及曹玉茹《王蒙年谱》）都没有明确交代。据方蕤（即崔瑞芳）《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记叙，我们知道1974年10月15日王蒙40岁生日那天决心恢复写作，很快进入状态，并请到创作假，不坐班而在乌鲁木齐家里安心写作。1974年底和整个1975年都在写《这边风景》，1975年暑假还回了一趟北京。写作时而顺畅，时而陷入困难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

"这下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写作了。经过许多个不眠不休的日曰夜夜，他终于写成了初稿《这边风景》……

"推算起来，初稿完成总要到1976年底至1978年6月之间的某个时日吧？为方便叙述，姑且名之曰1976年底初稿本。

至于最初动笔，目前一般认为是1974年，这是王蒙本人的一个说法，也和方蕤的回忆吻合。但王蒙在《这边风景》第三十八章结尾"小说人语"中又提供了另一个说法：该章阿卜都热合曼、伊塔汗老夫妇粉刷房屋一节"试写"于1972年。与此同时，"后记"还说"38岁时凡心忽动，在芳的一再鼓励下动笔开始了书稿"。也是王蒙自己撰写的"情况简介"则进-步交代，1972年，我38岁时在干校开始考虑书写在伊犁农村的珍稀生活经验，并试写了伊犁百姓粉刷房屋等章节"。看来可以肯定，1972年在乌鲁木齐南郊"五七干校"学习的王蒙就已经偷偷"试写"《这边风景》的部分内容了。80年代初《遣遥游》（《在伊犁》系列中最"纪实"的一篇）也说，"7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少数民族干校学友，常常用谈论伊犁来抵挡生活的寂寞和沉重，来激发我们对于生活的爱恋和信心。我们还常常用将来干校'毕业'以后'回伊犁去'来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而那正是"文化工作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恢复的可能的时候"。总之，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念伊犁的心情下"试写"一点关于伊犁的文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某些回忆确定1974年生日为执笔之始也不错，因为"试写"粉刷房屋时，或许还不曾想到真的会由此写出一整部长篇小说来吧。

最初动笔时间提前至1972年，对我们理解此书的年代背景并非毫无用处。从1972年"试写"部分内容，1976年底完成初稿，到1978年6月去北戴河，这中间如果因为忙碌不再有任何改动，则1976年底初稿可算是《这边风景》真正的原始样态，它的创作始于"文革"后期的1972年，大约完稿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底，跨越"文革"和"文革后"两个时代，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革文学"了。

但文宇史上结束"文革文学"

、开启"新时期文学"的公认标志，是1977年12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班主任》以及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全文发表卢新华《伤痕》这半年左右所谓"解冻时期"。《这边风景》1976年底初稿早于"新时期文学"发端整整一年多，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习惯上，称它是互相关联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落幕之作"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今天的读者还看不到"落幕之作"的原始稿本。《新疆文艺》1978年7至8月连载过《这边风景》第一至第五章，不管这是1976年底初稿，还是1978年陆续完成的修改稿，经过1978年6月至8月集中精力的修改，1976年底初稿作为整体，除非另有抄存留底，否则就不复存在了。

再看1978年8月7曰完成的"初稿"（其实是第二稿），倘若及时出版，就该属于"新时期文学"，但这样的事并未发生。考虑到1979-1980-1981年间曾试图《作一番起死回生的挺救"，并在1981年2月浙江《东方》杂志上以《伊犁风情》为题发表过片段，加上1978年7至8月间《新疆文艺》连载的第一至第五章可能包含的北戴河修改内容，《这边风景》的部分章节还是有理由进入"新时期文学"范畴的。

设想将来倘若正式出版2013年3月21日由王山、刘挺发现的旧稿"

，我们得到的也只能是1978年8月7日北戴河改定的第二稿，或截止1981年某一时日的修改稿。若是前者，则1978年如何修改1976年底初稿，尚需査考；若是后者，则1979-1980-1981年间如何修改1978年第二稿，也有待研究。

这是王蒙第二部长篇，和第一部长篇《青春万岁》一样，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风雨的冲刷。所不同者，《青春万岁》1953年开笔，1956年定稿到1979年出版时未听说有什么改动。《这边风景》则一改再改，最后出版的并非曾经有过的三种稿本的任何一种，而是经过2012年4月至8月两次集中校订的重校定本。

如果将来有人找到并公开出版1976年底初稿、1978年第二稿、1981年第三稿，加上2013年版本，《这边风景》就拥有四种版本，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巨大还是非常细微，学者们也都可以根据蛛丝马迹，具体分析王蒙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怎样创作和修改，这样作家（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也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但至少在目前，我们所能据以讨论的只有2013年这个版本，其时间面目相当模糊。

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总想面对一个时间概念上铁板钉钉的"定本"展开研究和批评，据说这样才能建立文本和历史的确切联系。如果作家的经历富有戏剧性阶段性变化，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就更希望其具体作品的写作时间能够明确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史上的版本目录、作家年谱和作品系年，就是上述文学理念所鼓励的极其重要的工作。退一步，如果作家大肆修改他们的著作，那也希望是修改公开发表的版本，而非理论上存在但事实上不可得见的手稿，否则任何修改都将无迹可寻。王蒙竟然把《这边风景》的创作和修改（修改也是一种创作）从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拉到21世纪第十二个年头，一本书写了40年，而且都不是修改公开发表的版本，乃是在手稿上断断续续加以调整，以至于书稿的历史归厲极其模糊，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多次修改过程中，王蒙肯定摄取了这40年来以新疆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巨量信息，也把他40年来所思所想糅进了最后定本，甚至把《青春万岁》"序诗"呼唤的"所有的日子"都编织进去了，这就令"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头痛，也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们出了一道新的课题。

这不是王蒙的错，不是他的恶意的玩笑。王蒙没有在1972-1974-1976年间立志将一部长篇小说初稿藏之名山，然后陆续修改，并算好赶在2013年予以出版。这一切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是王蒙作弄了历史，而是历史作弄了王蒙，作弄了文学。但被作弄的王蒙和他的文学反过来又以这种奇特方式记录了历史。2013年版既然由历史造成，也就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其价值就在于超越一段一段分割开来的文学史观，既襄括了1972年至2012年中国当代文学各个阶段的丰富差异，更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40年来实际上不容割断的巨大的历史连续性。

历史有许多跳跃和断裂，但历史也有超越跳跃和断裂的内在连续性。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断裂与连续，再没有比写作和修改时间持续40年之久的《这边风景》更加适合的文本了。但由于目前我们暂时看不到作者历次修改的痕迹，看不到与这40年许多关键历史阶段相对应的稿本，据此研究历史的断裂（或并未断裂）尚非其时。我们只能把2013年版本看作王蒙花了40年时间，从1972年一口气写到2012年的一部完整的作品，也就是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一部"老友的新著"由此研究这部"新著"与其年龄相等的年历史的对应关系，也就是研究这部"新著"所关联的当代中国40年的历史究竟在哪些方面显示了连续性。小说反映的历史连续性，也是作者对中国社会关注与思考的连续性。

笔者煞有介事在"版本学"上绕了大弯子，只是想说明2013年版本的价值亦即它的独特的历史真实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忠实地保留了第一（悬想为1976年底）、第二（1978或第三（1979-1980-1981）稿本的"原貌"而在于即使加入了少量的"后见之明

"的修改（下文将从作品结构与叙述逻辑推测这种修改很可能极小），也是合理和允许的，而且恰恰因为一写40年，才更加有效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加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本人思考的历史连续性。

作者态度之陡转

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王蒙本人对《这边风景》前后态度的转变。

1972-1974-1976，《这边风景》初稿完成，作者在新囊朋友圈里朗诵过部分章节，但并没有发表的野心，练笔而已。但1978年6接受中青社邀请去北戴河改稿时，显然已准备将1976年底初稿修改之后予以出版。1978年《新疆文艺》连载第一至第五荦就透露了这点。后来不见继续，整部书也未出版，"情况简介"的解释是：

"同年（按指1978年），由于此稿大情节是以批判'桃园经验'与制定'二十三条'为背景的，最初以此来做'政治正确'的保证，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出版社觉得难以使用。"

可见1978年的修改并未调整"大情节"。换言之，作者本人并不太在乎由1976年底之前的政治正确到1978年的政治不正确的戏剧性转变，只不过因为出版社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没想到，由于作者当时正开始了"新时期创作喷涌状态"，这样一搁置就到了2012年。

现在可以査到王蒙公开提及《这边风景》的时间是1979年4月前后，当时已获平反但工作单位和组织关系暂时还在新疆的王蒙正进入第二个创作井喷期，《北京文艺》开始连载雪藏24年的《青春万岁》，《文艺报》记者、后来的著名评论家雷达不失时机采访了王蒙，恰逢他改好《这边风景》从北戴河回来，借住姐姐王洒在北京的家里。雷达题为《春光唱彻方无憾》的采访稿发表于《文艺报》1979年4期，其中说到"最近完成初稿的长篇《这边风景》，反映的就是新疆农村的生活，渗透了作者多年的体验"，不啻给王蒙第二部长篇做了广告。但雷达既未交代初稿写作时间是1972-1974-1976，也没有透露创作过程中遇到旳困难。直到2000年方蕤发表《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才有所交代：

整个1975年，他几乎一直在我们家的斗室里伏案疾书，第一部作品便是以新疆维香尔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谁也不曾料到，他在写作中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二十年"改造"加上"文革"十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须提神运气，握拳瞠目，装傻充愣……因此，尽管王蒙有深厚的生活功底，也写得很苦，狠下工夫，作品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雷达也没有提到王蒙在北戴河修改初稿时仍然未能克服困难，对此王蒙本人三缄其口，直到2007年发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才做了详细回顾：

1978年6月16日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会合，登上了经天津到北戴河的列车……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是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他对初稿以及修改稿的不满，主要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死框框"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在观念曰新月异、个人又进入新的井喷期的"新时期"修改"文革"后期的旧作，自然困难重重。

但王蒙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大堆废品"，就在他向文坛抛出《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这六部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中短篇、更多后续之作正源源不断的1979-1980-1981年间，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领跑者的王蒙没有忘记写于"文革"后期、整体上不属于"新时期文学"的《这边风景》，试图对它"作一回起死回生的極救"，甚至在1981年2月浙江《东方》杂志上以《伊犁风情》为题发表过片段，可见《这边风景》有他难以割舍的内容，只是时机未到，不愿或不便和盘托出。

80年代初修改《这边风景》以使它适应"新时期文学"整体氛围的努力，王蒙显然自认为失败了。但他在私人感情上对新疆的牵挂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催促他重写新疆经历。《这边风景》的修改既然如此不顺利，就不得不另辟新路。发表在1981年4月《民族文学》的重要文章《热爱与了解-我和少数民族》，透露了个中消息：

我觉得很抱愧。这几年虽然我也写了点，写了四个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短篇，还有一个长篇，由于各种原因还始终没有定稿。它比起我喝的维吾尔族老大妈亲自给我烧的奶茶，比起我和维吾尔族朋友喝的酒来，我拿出来的作品还是太少了，我是欠着债的。这个债今后我慢慢要还。

实际上王蒙并不是悝慢"还债，他很快就放弃《这边风景》的修改，重起炉灶，这就是《在伊犁》系列。从1983年6月《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在伊犁〉之一》问世，到1984年5月《边城华彩-〈在伊犁〉之八》发表，1984年8月《淡灰色的眼珠-系列小说〈在伊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还债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在伊犁》，收篇幅长短不一的小说八篇，都是记载我在伊犁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人和事。八篇可以各自独立成篇-但人物与故事却又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互为佐证，可以说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那一段生活。（《在伊犁后记》）

就是说《在伊犁》是独立自足的，《后记》没有提到《这边风景》，当时也很少有人会想到它的前身乃是一部未发表的长篇。王蒙本人当然不可能忘记《这边风景》。四五年后，有人问"是不是还写过新疆生活的长篇"？他就明确回答："对，但实际没有写成，好多内容我把它放到《在伊犁》里去了。"（《王蒙、王干对话录》仔细分析《在伊犁》与《这边风景》的关系十分必要，也非常有趣，但先请允许笔者暂借《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回忆，预测一下《这边风景》哪些内容写到《在伊犁》中去了，哪些内容没写进去：

（1974年-笔者注）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署，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丰富多彩，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

"。我想来想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作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么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净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阶级斗争，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

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

我写了伊犁的肥沃土地，我写到我在伊犁看到过的电线杆子发芽的奇景。我写到威武而女人的嗜茶。我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勤于为房屋粉刷。我写到秋收，麦场，牛车，水磨，夜半歌声，婚礼，乃孜尔（祈祷）。我虽然举步维艰，婚礼，乃孜尔（祈祷）。我虽然举步维艰，津津有味。

2006年至2007年写《自传》时，王蒙对《这边风景》的评价是一分为二，既承认因为主题先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造成"一大堆废品"，又肯定"写到了生活，写到了人，写到了苜蓿地，写到了伊犁河"，并强调写作状态"是如醉如痴，津津有味"。所谓"好多内容我把它放到《在伊犁》里去了"，当然指《在伊犁》对《这边风景》内容上的汲取，主要就是《自传》肯定的《这边风景》在阶级斗争之外所描写的人、物、风光、习俗，包括1981年《我与少数民族》提倡的"更深地反映少数民族的灵魂"。尽管一分为二，却并没有想到整个予以出版。他写《在伊犁》，虽然将《这边风景》作为材料、记忆和思考的渊薮，目的却是要用《在伊犁》来取代《这边风景》来保存《这边风景》有益的内容。写完《在伊犁》，对《这边风景》来一番起死回生的拯救"计划，也算告一段落了吧？

其实没有。《在伊犁》并没有让王蒙彻底告别《这边风景》。五年之后（2012），他对《这边风景》的评价陡然提高。尽管还大致保留了一分为二的说法，但进而认为那值得肯定的内容价值上超过了应予否定的，而应予否定的内容在新世纪已无伤大雅，可以"基本保持原貌"，予以出版了。

王蒙之于《这边风景》，始尔试写"片段，不久兴奋地挥笔直书，继而在长期困窘和挣扎中时断时续进行修改，度"死了心"，"承认无计可施"，不得已同意出版社的意见，搁置，冷藏，最后似乎意外地重逢、重读、重审、重新兴奋、重新予以肯定，直至赞同整个出版。40年漫长曲折的过程，30前多年波澜不惊，剧性的变化乃在2012年。

三种解读

所以要问：2012年王蒙从主要写于40年前的旧作中看到了什么令他自己"拍案叫绝"、"热泪横流的东西，以至于改长久的犹豫，毅然决定整理出版？为什么是2012年？为什么此前就没有看到这部差不多被遗弃的旧作竟然有如此激动人心的内容？这一戏剧性转变提醒我们，理解《这边风景》，重要的或许并非追究历次修改的具体细节，而是作者何以要在2012年突然髙调认可旧作-确切地说，认可他本人以读者目前看到的面貌所完成而过去几次三番皆未能完成的对于旧作起死回生的極救"？王蒙要从旧作中"拯救"什么？他希望读者看出什么？

主题先行的"阶级斗争模式"、"三突出"创作方式和"个人崇拜的迷信狂热"吗？王蒙确实没有完全抹去这些未能免俗又岂敢免俗的时代印记。不仅没有抹去，实际上还容忍它们大量存在。整部长篇仍然是以丨1962年边民外逃过程中一桩粮食盗窃案和揪出"四不清"干部背后境内外阶级敌人为外在叙事框架。但这些显然不是王蒙所要"拯救"的内容〃他只是借重时代的进步和读者的明智，大度保留旧作的历史风貌-"原貌"罢了。我甚至猜测，这部分内容，王蒙不仅没有大幅度修改，甚至还用历史的宽容态度欣赏着、追怀着、敬悼着往昔那些夸张的描写，比如伊力哈穆深夜读毛选，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族瞎眼老奶奶挨个摸"四清"工作队员的脸，雪林姑丽新婚之夜和新郎艾拜杜拉同做"大寨梦"，伊力哈穆的睡在摇床上的婴儿一听《大海航行靠舵手》"脸上就出现了明快的笑容"……

此外，小说的整体结构，众多人物，"排山倒海的细节"，丰富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画卷，与时代精神合拍的浓郁的抒情气氛，盛年操笔才有的充沛文气，所有这些内容，从1978年北戴河开始的历次修改，包括2012年的校订，都只能是细部的充实、打磨，而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改。

因此对《这边风景》年版本，完全允许有三种解读。

第一，你尽可以把《这边风景》当作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的落幕之作"来发思古之幽情，来惊叹作者在大乱避乡的岁月如何绝地反击，如何抗流拒俗，如何超凡脱俗，即如何在"文革文学"的套路里玩出了花样，显示了大量超"文革"、反"文革"的奇迹，特别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人语"里反复提到的，在批判"形左实右"的政治气氛中竟然还能坚持批"左"。你当然也可以因此而分析"文革文学"因为具体时段"文革"后期）、具体地点（新疆）和具体个人（天才的王蒙）而必然发生却一直被忽略的复杂性。这是一种读法。

第二，考虑到截止1981年之前的历次修改，你若把《这边风景》当作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过渡时期的作品来解读，探索王蒙在过渡时期的前瞻与反顾，也未尝不可。这又是一种读法。

但这两种读法都忽略了2012年的语境。王蒙2012年决定推出40年前旧作，不可能只为了展览他在"文革"后期从阶级斗争的模式中破茧而出的艺术，也不可能只是为了给学者研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个过渡时期提供一份历史文献。借这部旧作的复活，王蒙所要说的应该还有2012年想说的话，而这些话并不需要怎样加添，改作，它就包含在旧作的基本不变的"大情节"的叙述逻辑之中。

这个"大情节"，就是《这边风景》所依托的主要政治背景，即1962年酝酿、1963干部跑点摸情况、1964年全国响应、1964年底戛然而止的"四清"运动，其中关键是运动后期毛泽东批判他本人一度表示欣赏并亲自批转全国旳王光美"桃园经验"否定也是由他亲自过问和认可、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的"前十条"与"后十条"，制定和颁布"二十三条"。这就是书中反派人物亚力买买提所说的"他们的文件也会与文件打架"。"四清"运动固然因此突然降温，但这并非整个事情的结束。"四清"过程中激化的诸多矛盾要到两年之后'文革"发动才全面予以解决，但"四清"一度坚持的主攻方向，即在"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背景下力求"不上缴"而"就地解决"社会矛盾-对新疆来说，就是缓解1962年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以来的民族矛盾，同时清理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素质，改善干群关系，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这些内容，一到"文革"就完全取消了。《这边风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制在1964年底之前，始终围绕新疆地区

"四清"运动的上述主攻方向，并且始终强调运动的"基层"特征，对毛泽东谆谆告诫的"根子在上头"置若罔闻或毫无所知，不管"政治正确"与否，都始终凸显着作者本人关注的问题-他在那个年代作为放逐到边疆"基层"的普通干部能够理解的问题。基本不变的"大情节"所包含的思想信息在2013年版本中被充分释放了。

如果注目于此，进行第三种解读，版本学上的困扰和焦虑也就会大为缓解。

《这边风景》"大情节"凸显的问题（民族矛盾、干部队伍、群众生活）以及各民族文化习俗，可以穿越历史，走进今天和明天。我想这些才是2012年王蒙除了感念个人逝去的生命、痛悼与该书写作关系密切的爱妻的亡故之外，在旧作中所看到的最令他激动的内容。站在2012年前后语境中理解王蒙为什么要借这部旧作来回应当下，并不困难。至于这些内容究竟诞生于具体哪个创作（修改）年代，并不重要，毕竞这些被一段一段分割开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仍然归属于完整的当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学史，王蒙"重读"旧作时所要拯救"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学史上也是以贯之，没有发生根本的断裂。

在这意义上，《这边风景》既是一部旧作，也是借旧作-不管何时被修改或是否经过大幅修改-指涉当下的一部"新著"。中国当下问题本身和《这边风景》一样，都具有不可否认的巨大的历史延续性，用这样一个亦旧亦新的文本来回应既是历史又是当下的那些问题，不也非常合适吗？

"基层"、"民族融合""干群关系""祖国颂"

1981年至1984年的《在伊犁》吸收了《这边风景》的部分内容，取得了巨大成功。既然有了《在伊翠》为什么还要推出《这边风景》？针对新世纪语境，《这边风景》可以帮助王蒙说一说《在伊犁》没有说尽的什么话吗？

这只要比较一下《在伊犁》和《这边风景》，看看哪些内容《这边风景》有而《在伊犁》缺失或弱化处理了，又有哪些内容一以贯之，答案便不难找到。

《这边风景》内容很庞杂，既有曰常生活与风俗画卷的生动展现，更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这主要是指在"反修防修"和"四清"运动的大背景中，强调如何依靠中央正确文件（1964年底《二十三条》）来妥善解决因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干部素质恶化导致的基层单位（县、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达到张扬爱国主义、民族融合、改善基层干群关系和干部素质、清除隐藏的阶级敌人、推动生产、改善生活的目的。小说主体故事发生时间（也是全知视角叙述时间），从1962年5月初伊力哈穆回乡，到1964年底颁布《二十三条》后"四清"运动降温，有时也用倒叙法回溯1962年以前的往事，但原则上不写1964年底以后发生的事。

《在伊犁》的故事发生时间没有清楚上限，大致以1963年作者到新疆为起点，直写到1981年9月作者在"新时期"之后第一次回访新疆和伊犁，主要内容是作者对新疆生活和维吾尔乡亲的深切思念，日常生活和风俗画的展现鲜活而丰满，至于政治意识，则主要是"新时期"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正好是对《这边风景》的政治意识的扬弃。

比如，《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在生产队用小砍土锼，干私活换大砍土锼，按照80年代初的政治意识就被赞许为新疆的"李顺大"。同样被肯定被同情的还有《淡灰色的眼珠》中不爱集体劳动旳木匠马克。而阿麦德的特务"-案、"前科长"的"反革命集团"案，也都获得平反昭雪，这些都和《这边风景》大异其趣。又比如，《好汉子伊斯麻尔》写一个无伤大雅的运动"根子"喜欢出头露面，一旦掌权就颐指气使，贪图享受，但他又颇能组织大规模群众劳动，熟悉农活，更可贵的是上台认真演戏，下台毫不恋栈，甘心做普通人。

如果说《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里有《这边风景》尼牙孜、麦素木的影子，那么伊斯麻尔则可视为《这边风景》中穆萨和库图库扎尔的合成，但作者的态度和叙述方式都大不相同。《在伊犁》依托"新时期"政治文化气候，善意嘲讽也大度原谅了主要人物身上的缺点，高度肯定他们的优点，而无论优缺点的政治色彩都被极大地淡化。这里面当然也有干群关系和干部素质问题，但并没有像《这边风景》那样，因为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而变得剑拔弩张，更多则归之于文化和人性。当然也有爱国主义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但在80年代良好政治气候中，《在伊犁》中的这个问题也做了淡化处理-汉族代表"老王"和少数民族几乎天然地水乳交融，不像《这边风景》，正面落笔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乃至由此酿成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第十六章"猪仔事件"中一触即发的维汉冲突和大规模的干群对立），强调良好的民族关系必须通过紧张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才能切实地争而后得。

展示维吾尔和其他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语言、宗教、习俗、文化心理，感念维吾尔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善良、智慧、勤劳、勇敢，以及作为人类共有的可以包容的缺点，两书一以贯之，但这些内容《这边风景》写得更饱满（个别地方或许还略带夸张）！而在展示民族团结，渲染维吾尔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同胞、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以及新疆和伊犁地区良好的干群关系方面，《在伊犁》也很重视，却没有像《这边风景》那样全力以赴，并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切都是经过1962年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和1964年"四清运动"的国际国内严峻政治斗争的考验，而得到巩固和升华。在"新时期"政治氛围中，《在伊犁》不免显得云淡风轻，它并没有用罄当年廉战急的《这边风景》所蕴含的生活和思想资源。因此，尽管有了《在伊犁》，《这边风景》仍有值得出版的价值。

《这边风景》有两个"文眼"，第十一章"老王也会受到挑拨吗"（民族融合）、第二十二聿"县委书记赛里木深入群众"（干群关系），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

老王是汉族，但是他祖祖辈辈和维吾尔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从小就感到不同民族的相同命运的人要比相同民族而不同命运的人亲近得多。"

民族，什么是民族呢？为什么同样的人要分成个又一个的民族呢？过去，里希提想到各个民族的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经历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的时候，总是更加感到祖国的伟大，生活的丰富多彩，各民族劳动人民的互相团结、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是一件大好事情。但是今天，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有那么些心怀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利用民族的区分来分裂人民，企图把统一的中国人民的整体隔成一块又一块的血肉！再往这裂缝上洒下盐。"

接下来一段关于"老王"既欣赏维吾尔文化的长处又恪守汉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关于"民族感情"既要尊重又须警惕发展为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议论，和1981年那篇宣言式的《热爱与了解-我和少数民族》如出一辙。这些内容包括上述"猪仔事件"，《在伊犁》并非没有但或许写得过于蕴藉含蓄远没有《这边风景》来得严肃峻切！

"新时期"或"五四"以来，写到少数民族的汉语（未必是汉族）作家夥矣，但真能深入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保持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前提下高度赞赏和充分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包括赞美西北少数民族优于汉族的歌舞文化和体魄！），在心理上精神上灵魂上彼此沟通，真诚昂扬地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以至于具体落实到语言文体的气韵魂魄与神经末梢，竭力促进民族融合，以至于成功地消除陌生感、异己感、恐怖感，真诚昂扬地歌颂爱国主义，一如真诚昂扬地歌颂少数民族和民族团结者，王蒙一人而已。

再看他如何描写县委书记赛里木下乡走群众路线的经验：

"像鱼儿来到水里，一下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以至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它和人民更近了。他头脑里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更多了。他的心情更充实也更自如了。虽然担任县委领导职务也已经五六年了，但是办公室一坐他总觉得六神无主。脸上没有土，身上不出汗，鼻子里闻不见牛粪、青草和柴油的气味，手里握不到厚实的硬苗……这可叫人怎么过下去！"

《这边风景》描写了以赛里木、里希提、赵志恒、伊力哈穆、热依穆、达吾提、吐尔逊贝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疆县级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基层优秀干部形象，他们是群众路线的表率，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而群众路线与民族团结在《这边风景》中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干部淡泊名利，身先士卒，与群众水乳交融，及时化解矛盾，消除误会，就不会酿成和放纵令人痛心疾首的民族团结问题。反之，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蜕化变质，必然受敌人蒙蔽和利用，甚至本身就变成敌人，最后受损失的当然是民族感情和党的民族政策-这后一种情况也是《这边风景》着力描写的，如果说在分量上没有超过前者，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其中的重头戏当然是库图库扎尔形象的塑造，此君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多吃多占，利欲熏心，最后脚踩两只船，一面对党和群众虚与委蛇，一面里通外国，跟破坏民族团结的"高腰皮鞋"乃至境内外敌人沆瀣一气，亲手制造"猪仔事件"和"死猪事件"，并散布流言，诬陷清正廉洁的维吾尔族干部，从根本上伤害民族团结，平时又欺下瞒上，巧舌如簧，非常具有欺骗性。如果说库图库扎尔是"四不清"干部的典型，聿洋就是在"四清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可能比"四不清"干部还要可怕的另一种脱离群众的典型。小说成功描写了和尹中信、赛里木等优秀干部处处对立的章洋那种"左"得可爱、左"得可笑、"左"得可怕、"左"得可恨、"左"得可耻的工作作风。这也是"小说人"虽然庆幸在批判"形左实右"时尚能坚持批"左"但回想起来仍然"痛心疾首"的一种现象。写得最绝的一点，是极"左"之实竟然也懂得盗用联系群众之名来大行其道，如章洋先搬进尼牙孜家，后来又强行与可怜的泰外库同吃同住，直闹得鸡犬不宁，洋相百出，而他本人却以为捞到了大笔政治资本，更加自信地挥舞大棒，至死不悟。

相比之下，《在伊犁》的重心是塑造一系列善良、勇敢、勤劳、豁达、爱美、富有理想与诗情、小有缺陷而瑕不掩瑜的普普通通可爱的维吾尔群众形象。偶尔也提到"社教"和"多普卡"（"斗批改"干部，但大多通情达理，或无伤大雅，绝无"章洋"那样自以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左"得可爱、愚蠢之极乃至被阶级敌人挖苦为"什么都没有弄清先上来冲锋陷阵的好汉子"。《在伊犁》也写到从运动"根子"起来的咋咋呼呼的基层"铁腕"伊斯麻尔，但情况并不严重，没有发展到类似库图库扎尔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着眼于群众路线和民族团结，在基层干部形象塑造上激浊扬清，驱邪扶正，是《这边风景》较之《在伊犁》更加凸显的亮点。

当然，也间接地借了受尽凌辱的可怜的乌尔汗之口，强调了"文件"的重要性：

我的老天爷呀，我看不清也听不明白的文件啊！让真主保佑：多发一些有利于老实巴交的好人、不利于兴风作浪的奸贼的文件吧，多发一些让人好好地过日子而不是平白无故地折腾人的文件吧。"

看不到这一点，《这边风景》的出版就无非是替《在伊犁》找到前身，等于出了《在伊犁的加强版。实际上《这边风景》的推出，不是从1981-1984年创作《在伊犁》的精神氛围后撤到1972-1976-1978写（改）《这边风景》的思想境界，而是以退为进，"拯救"出《在伊犁》所回避、所淡化的一部分内容。我以为，这些内容正是2012年王蒙希望发表却未必能像过去那样顺畅表达的心声。"偏巧"这时"发现"了旧作，于是就借昨日心血凝成的作品，浇今日难平之块垒了。

《这边风景》虽然是主要在70年代下半期书写60年代前半期的新疆生活，但并非王蒙60年创作历程的一个例外，其主要内容不仅远承50年代，也呼应着80年代以后直至新世纪王蒙的思考和探索。

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王蒙就显示了他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二是自觉融于新国家，坚信这新国家前途远大，个人命运不可能自外于国家命运。这二者简言之就是现实批判精神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主义。前者说得较多，后者则较少论及，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仅从《组织部》延续到《这边风景》，更透过作者当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贬谪心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首先，从现实批判精神就推出《这边风景》"四不清"干部和干群关系恶化问题。选择"四清"作为自己和时代的契合点"，固然是"戴着镣铐跳舞"，却也是远未驯服的《组织部》之创作惯性使然，并迎头赶上了新世纪干部队伍整顿、群众路线运动。

其次，从爱国主义推出《这边风景》强烈的民族一国家意识，推出王蒙特有的对少数民族的感情与认识，对民族融合和大国主权的体认，对泱泱大国的由衷自豪，并且绝非歪打正着地指涉了新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

论到这部书在西域和新疆文献史上的地位，与其说是上继《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取经诗话》和《西游记》等典籍的宗教遥慕与神话演义，或纪晓岚、魏源、林则徐等清代文人的新疆见闻，不如说是远追《史记》的囊括西域和周边其他民族之家国天下混一思想（尹中信下乡路上想到的正是汉代凿空西域的伟业），而近承碧野《天山景物记》等当代经典作品的颂歌情结与大赋情怀。《这边风景》真诚地赞美少数民族，赞美民族融合，赞美全然委身的新国家，赞美在祖国怀抱各民族的每一个凡人的命运的奇妙，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上升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境界，（在这样的社会整体的精神氛围中，学汉语、爱汉族、爱家、关心国际乃至宇宙大事的阿卜都热合曼老爹的塑造属于王蒙的一绝，而阿卜都热合曼老爹在《这边风景》中绝非孤立现象，他是书中写到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众的一个代表，体现了作者为之感动不已的真正超越夷夏之辨的新型民族关系和民族感情的精髓。）这是只有在新国奠基、百废待兴、前途远大的时代才会有的心胸气度，也是今天在谈论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时弥足珍贵的一笔精神遗产。

80年代以后王蒙坚持这方面的思考，《布礼》、《风筝飘带》和《相见时难》、《新大陆人》两组小说，一则竭力化解内部的伤痛、愤懑、动摇和幻灭，一则坦然迎受外部（比如"美籍华人"）怀疑与质询的目光，其努力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主题，历经80年代至新世纪文坛风雨的反复冲刷，愈加显得清晰而坚定。

现在我们又听到来自《这边风景》的悠远回响：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到基层几个小时，他们便开始看到、体会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方针、计划、设想、胆略、任务，是怎样地在基层汇合成了沸腾的、五花八门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古今中外，还有比我们的基层单位更充实，更有吸引力的生活吗？"

这是"四清"工作队刚下乡时内心腾涌的下一体的国家意识，洋溢着政通人和的祥瑞气氛。

再看《这边风景》的总结陈词：

"这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地上的、人间的快乐和光明，都来自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唯一的愿望，唯一的要求和最大的幸福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祖国，把自己的劳动和爱情献给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加美丽。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们也要变成祖国大地里的泥土的一粒小小分子，也要歌唱伊犁，歌唱天山，歌唱黄河与长江，歌唱我们经过了不少的试炼，才有了些许的安慰。我们与祖国同在。"

不管这两段话写于何时，都是王蒙从50年代直到新世纪60多年文学生涯的主旋律。祖国高于一切，祖国意味着一切。这并非外在的空洞的叫喊，乃是一个作家，无论遭遇乱世还是欣逢盛世，无论居庙堂之髙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攀上汉民族文化高峰，还是深入少数民族生活的堂奧，都有深切体会而恒常持守的基本生存感悟。而他所要抵抗、所要瞀醒的反面，则不妨用《新大陆人》首篇《轮下》结尾一句来概括：

中国！中国！中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肖子！

作家王蒙的特点之是强烈（有时露骨？）的政治关怀。时代不同，境遇有别，另一些作家这方面有些淡化，也很正常。但如果站在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立场认为过于关心政治的创作不是文学，这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就有点像站在汉大賦、六朝宫体诗、李贺、李商隐等人（当然也是被误解了）的角度，说屈原《离骚》、杜甫和白居易诗歌以至鲁迅杂文不是文学一样。

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关心政治，而在于能否将政治关怀转化为艺术的表达。《这边风景》再次让我们看清王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他是无限深情地歌颂社会主义大中国的大作家。有的中国作家虽然伟大，但不一定描写社会主义大中国；有的作家能够描写社会主义大中国，但并不一定因此将自己造就成了大作家。

场面人物笔势维汉混合语体当然不只是政治关怀，可说的还有很多。

《这边风景》出版以来，肯定性评价集中于一点，就是王蒙对世纪六七十年代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塔塔尔、勒粗、俄罗斯、回、乌兹别克、锡伯等其他少数民族杂处共存的我国新费伊犁地区日常生活无出其右的丰富而出色的描写。所谓日常生活，除了4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及其性格和命运，还包括和这些人物有关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习俗、服饰、歌舞、文学、心理、历史传说、宗教乃至饮食、家居、器物之类。这当然不错。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光革蒙这本书究竞使用了多少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民间谚语，就颇值得词典学、民俗学和小说修辞学的统计和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量学术论著还会在这方面继续展开。这里仅就和王蒙小说艺术有关的几点，做些补充性探索。

先说场面描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场面或曰场景描写，是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的必要环节，也是作家展示其生活积累、观察力、想象力、结构组织力、语言表现力和基本价值关切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艺术。对于偏向写实的长篇小说来说，没有成功的场面描写，就像一个将军只能组织小战役而不敢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决战，一座高楼没有几根必要的柱石，一桌酒席没有几道像样的主菜，或者一场交响乐，只有几把提琴的嘶鸣，至多加上木管组的几根短笛，而缺乏铜管组的圆号、长号、大号以及全套打击乐器的配合！经典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都有精彩的场面描写作为支柱，后来这门文字描写的艺术似乎日渐式微。深受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尤其俄苏文学）影响的王蒙创作《这边风景》时，迎难而上，非但不畏惧场面描写，反而似乎酷爱大场面，追求大场景，一写到大场面大场景就格外来劲，比如穆萨旳翻江倒海吸瓜而非吃瓜法（《在伊犁》"好汉子伊斯麻尔"之"自动排軒吃瓜法"的前身？）麦素木和古海丽巴侬夫妇为拉拢大队长库图库扎尔而设计的成龙配套的宴席与"恶之花"的弹唱、穆萨和库图库扎尔深夜举行啤酒烤肉宴、阿卜都热合曼老爹与妖龙毡子搏斗、米琪儿婉与雪林姑丽合作打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工作队"从乌鲁木齐一路到伊犁的旅行、工作队进驻时全村的兴奋与骚动、亚森宣礼员应库图库扎尔之请主持人神对接的乃孜尔仪式……无不写得众声暄哗、有条不紊、波澜壮阔、纤毫毕露。有时同一章节接连就有两次盛大的场面写，比如第十章刚写了牛皮穆萨刚刚与"翻翻子"乌甫尔的大战，马上又是乌甫尔和里希提两人默不作声挥动"钐镰"的强劳动场面（"好汉子伊斯麻尔"用"芟镰"割苜蓿的前身？）《这边风景》许多场面描写有的经过修改而移入了《在伊犁》，但生活和艺术的巨大体量明显远未用罄！这是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突出表现。

文学的记忆当然还有人物塑造〃《这边风景》提到人物82个，至少正面描写了40位左右，大多饱满鲜明，栩栩如生。细分起来，或者可以说，以伊力哈穆等为核心的正面人物，包括县委书记赛里木、跃进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爱国大队长（后改任书记）里希提、"四清"工作队长尹中信，包括作者寄予深情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吐尔逊贝薇和汉族农技员杨辉，体现主题思想和政策理念的地方还是超过了真实的个性的开掘，而大量中间人物（姑且借用这个概念）如阿卜都热合曼夫妇、爱弥拉克孜的迷信恭顺一生害怕"咬鸿鸡阵鸿鸡"的父亲阿西穆、牛脾气车夫泰外库、拘谨刻板的亚森宣礼员等，着墨不多，却令人过目难忘。写得更好更出彩的还是那些落后以及反面人物，如工作上习惯蜻蜓点水自以为是的和田某副县长及其培养的四个宝贝积极分子、

"四清"

工作队"左"得可爱的章洋、身份可疑而经常挑起维汉矛盾的汉族流民"高腰皮鞋"包廷贵、同样身份可疑来历不明的维吾尔族流民著名的搅屎棍尼牙孜泡克、自诩神通广大据说有四十只脚而到处推销"塔玛霞儿"哲学的牛皮穆萨，包括在回忆里一笔带过的马木提乡约，麦素木的富商父亲、从公牛而巴依而病人而圣徒的阿巴斯。所有这些之外，写得最成功的坏人，则是1962年出逃未遂的"前科长"麦素木，以及跟麦素木狼狈为奸而又勾心斗角的"四不清"干部典型、泥足深陷却自以为"羽毛比鸭子还要光润"的库图库扎尔大队长！伊力哈穆虽说是长篇的男一号，真正有戏的灵魂人物还是麦素木和库图库扎尔这两位。

这里尤其特别一提的是王蒙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待殊年代，用罕见的爱心与柔情塑造了被诬陷为叛国未遂的乌尔汉以及米琪儿婉、雪林姑丽、独手爱弥拉克孜、伊塔汗、再娜甫、狄丽娜尔、莱依拉等众多美丽、善良、智慧、温婉、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形象，极大地彰显了人的尊严。当然他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马木提乡约的遗孀玛丽汗、库图库扎尔之妻帕夏汗、尼牙孜泡克之妻库瓦汗、麦素木之妻古海丽巴侬的阴险、狠毒、愚蠢、颟顸、邪恶、狂野、恣肆，他甚至也写了这些女人对各自丈夫超出平常女人的忠诚驯服与琴瑟和谐，

正如他也写了雪林姑丽和粗暴倔强的车夫泰外库的劳燕分飞，写了不幸、自尊、内心无比丰富的爱弥拉克孜和库外泰之间苦乐交织旳情感磨折。在那个普遍粗粝无情的年代，《这边风景》的女性描写抵达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深邃与美好，它上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赵慧文、1957年创作而未发表的一篇小说对尹蔽蔽的刻画（该篇后写进《初春回旋曲》），下启《在伊犁》对"爱弥拉姑娘旳爱情"、《淡灰色的眼珠》中木匠马克的娇妻阿丽娅和一怒之下嫁给老裁缝的痴情的独手姑娘爰莉曼的描写，往后一直延展到《活动变人形》和"季节系列"。写女性，写美丽的女子，哀怜她们的不幸，祝祷她们的幸福，这也是王蒙小说创作一条贯穿的红线。

王蒙写人物，或正面强攻，直接描摹，或"背面傅粉"，间接刻画。有些通过人物的语言表演来传神写照，有些则通过事件的前后勾连来反复皴染，有些随时穿插旳次要人物如马木提乡约、麦素木之父的"小传"，也写得云流水，有声有色，足以和表现库图库扎尔精神成长史的"四只飞鸟的故事"相媲美！最拿手的是心理描写，如第二十八聿中央"文件"下来之前麦素木踌躇满志的穿梭外交，第五十三章"文件"下来之后麦素木失魂落魄去伊宁市看望"老爷子"亚力买买提，两大段夹叙夹议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而多处对库图库扎尔心理成长和心理矛盾的分析，则大有老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气象。如果说同样是写好人，或者写中间人物进步为好人，《这边风景》因"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阶级意识"无处不在而不免夸张和脸谱化，《在伊犁》则因为80年代"人道主义"凯旋也难免有所拔高与美化，那么写坏人则是《这边风景》的特长-《在伊犁》只有那个枯干佝偻却专娶年轻妻子的老裁缝算是彻底的反面人物。这当然要拜阶级斗争"之赐，正因为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作者才特别善于发现人性的污秽，歪打正着地切合了生活的实际。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坏人，许多人性的残缺，借用麦素木名言："地球也有缺点，两极寒冷而赤道炎热……何况是可怜的人类！惟其有缺点，才成其为世界……

"尤其坏人实在写得太绝了，几乎令笔者提前满足，看不到背后的优美风景！这或许也是评论者的令人恐怖的泰外库式的粗糙吧。王蒙写汉族和写少数民族，都不禅于揭发不同民族共通的人性缺点，正如他也不懈地追寻不同民族共通的人性优点。惟其如此，才真正达到了各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沟通和理解。

值得一提旳还有那如火如荼的笔势。70年代末，从新疆归来的王蒙甫一亮相就格外引人瞩目，这不仅因为他在"重放的鲜花"丛中怒放得最鲜艳，也因为他从新疆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另一副笔墨就是把一切都"说个六够"、"蛮不吝"、无所顾忌、四面出击、联翩而下的笔势。这不仅与50年代王蒙判若两人，也和大多数汉语作家划然有别。王蒙从哪里获得这种他自己所谓"博士买驴式文体"？许多人疑惑不解。我曾称之为"说话的精神"，大意是说王蒙写人物，写生活，经常的办法就是直接用语言来写语言，写出生活中的人们的"说话的精神"，同时也毫不隐瞒自己作为作家的"说话的精神"。他捕捉语言的精髓，用语言来抓住生活的秘密，也用语言来吐露心声，更用语言之流来拥抱读者。但我和大家一样也不知道这种"说话的精神"从何而来。隐约猜测与新疆有关，但细读王蒙70年代末回京之前在新疆发表的几则短篇故事，又不敢确认就是80年代以后王式语言瀑布的源头。及至《这边风景》发表，不仅王蒙找到了自己"清蒸鱼的中段"，对他的如火如荼的笔势疑惑不解的人到此也就可以释然。《这边风景》充分描写了维吾尔族人民普遍的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天赋，也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善于学习和模仿这种语言天赋的王蒙的强劲笔势的来源。

但这也并非维吾尔族语言和文学的专利，就像令"老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名言"忧伤是歌曲的灵魂"并非维吾尔诗人纳瓦依的发明。汉语的力量何时弱过？早在先秦时代，三闾大夫的作品便有九畹多姿、百亩弥望的美称，伟大的庄周更是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巵言日出。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历史散文瑰丽雄奇，司马相如、枚乘等人的大赋铺张扬厉，六朝贵族文人又有"绮觳纷披"、"情灵摇荡"、"为人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的说法，他们的诗歌骈文所印证的无所拘牵的自由美学，唐宋以降，追随者代不乏人。"五四"以后出现了鲁迅、郭沫若等振笔直遂、恢弘旷大的巨匠，但白话文学普遍的笔力孱弱毕竟无法掩盖，加以政治钳制，人心猥琐，满目所见，更多还是规行矩步、形格势禁、中气不足、荣华凋敝，以至于连先前曾有的辉煌也不复记忆了。所以在王蒙这里，文体思想的彻底解放乃是维汉文学传统的英雄所见略同，王蒙只是有所汇聚，有所升华而已。他也确有基础和条件来完成这种汇聚和升华。基础是《青春万岁》的一往情深用墨如泼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慎思明辨，一丝不苟。条件是他对维吾尔族语言文化传统的快速领悟，同时不放弃对本民族以及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旳倾心热爱与不倦钻研。

如火如荼的笔势，落实在语言细节上，就是王蒙独家发明的"维汉混合语体"

《这边风景》面对的生活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维汉混合"的语言现象，许多汉人学说维吾尔语，也有许多维吾尔族人像阿卜都热合曼老爹那样痴情地学说汉语，这就自然产生了维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智慧、两赖伟大心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混杂关系。第三十九章一个地方，王蒙待别提醒读者，"在这一段和本书其他地方，有许多取自维吾尔语的直译，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人的语言逻辑、感情和心理。"岂止短兵相接的"对话，人物的自言自语、长篇大论、内心独白乃至作者的叙述、分析、仔情和评论，都体现了这种类似"直译"的"维汉混合"。比如第二十八聿麦素木穿梭外交，到处煽风点火，布置众人在即将到来的工作队面前掀翻对手伊力哈穆，他对尼牙孜夫妇、亚森宣礼员、车夫泰外库一路游说过去，或者"暗弓丨"革命导师''语录"，或者怯耀他所掌握（包括生造）的维吾尔族格言瞥句谚语套话和《古兰经》经文滔滔不绝，舌灿莲花就都是这种"维汉混合语体"。此外，尼牙孜习惯的胡樘蛮缠，库图库扎尔在会议上反守为攻、颠倒黑白的慷慨陈词，被库图库扎尔挤兑而沉默退让但又不甘消沉的热依穆副大队长在县委书记赛里木面前的长篇大论，四大队队长乌甫尔一通论据充足滴水不漏的算账……都是气势若虹的维汉语言混杂交错旳极致！

这里不妨欣赏一下那位在伊宁市深居简出、通过麦素木操控库图库扎尔、公开身份竟然是州商业部门某公司的领导干部、堪称幕后黑手的"老爷子"亚力买买提对麦素木的三次醍醐灌顶的开导。一次是年"伊塔事件"中，已经获得"苏侨协会"侨民证而一跃变成塔塔尔一越靼人麦斯莫夫的麦素木最终不仅没能走成，反而成了政府审査的对象，这时亚力买买提的说法是：

您是维吾尔人的精华和希望。我们不能离开新疆，新疆也不能没有我们，狗离了自家叫也叫不响，可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吞咽使人丢脸，多嘴使人掉头，而盲目的奔跑呢……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二次是社教工作队进村，麦素木心里没底，亚力买买提对他说：

您，我，我们都是政治家。可政治家能像您那样目光短浅、灰心失望吗？能够像您那样不订报纸，不用最新式的提法和口号来武装自己的舌头和牙齿吗？哎咦，科长兄弟，哎咦，麦斯莫夫老爷，难道在乡巴佬中间，您也逐渐变成鼠目寸光的乡巴佬了吗？……不错，现在讲阶级斗争，好啊，千万不睪忘记，这是说给他们的，也是说给我们的。咱们谁也不能忘记喽。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话连篇，一个话比一个话更猛更牛的时代，而我们：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我们才是大话的能手。哈萨克的谚语：大话可以通天！大话可以移山！大话可以改变世界，改变我们，改变伊犁河的流向！

比如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好啊，多么好！但是，谁跟谁斗呢？这可不像打仗的时候两军对垒那么清楚。什么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啦，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啦，谁知道会熬成一锅什么样的乌麻什？我最近读了一些文件，有些话说得吓人呢！把农村干部说得坏成什么样子！好哇，让他们用自己的油煎自己的肉去吧。

第三次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条）下达，"四清"运动急转直下，麦素木的精心布置眼看溃不成军，亚力买买提又安慰他说：

虽然他们调整了政策，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文件"，他们的文件也会与文件打架，这里头也有权利斗争……未来呢，难免还有新的纠纷、分裂以至于混乱。这样斗下去，他们早晚要不就四面树敌，顾头不顾尾，要不把自己斗乱乎了完事。我们活动的时机仍会到来。像你们的章组长那样的什么都没有弄清先上来冲锋陷阵的好汉子，还会有很多的！

真是汉族大话遇到了维吾尔族大话，北京侃爷拥抱了新侃爷。另外，麦素木用维吾尔文写给不能读汉语的库图库扎尔的匿名信（作者译成了汉语）更是维汉语文完美糅合的一绝！

当然绝不只是反派人物能言善辩，出口成章，正面人物如赛里木书记、伊力哈穆、里希提、尹中信、乌甫尔、亚森宣礼员、显然具有民间哲人风度的阿卜都热合曼老爹、巧帕汗外祖母，还有阿卜都热合曼老妻、一句"我也是公家人"令赛里木书记感动得险些失眠的伊塔汗，一旦说起来个个都是好手一点不输给亚力买买提、库图库扎尔和麦素木之流！

王蒙的"维汉混合语体"是站在汉语本位来充分吸收和模仿（"直译"）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这既带来多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智惹，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也坚守了汉语本位的立场，甚至经过维吾尔语的补充和激荡，愈加彰显了汉语的独特魅力。

其实具备以上几点，就足够有理由"天生丽质难自弃"了。精力弥满的盛年饱含生命汁液的鲜活之作，岂能甘心仅仅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打入冷宫，而它的复活，又岂是仅仅因为政治重新正确了而匆忙施行的"起死回生的極救"！

文章来源：《花城》 201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