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里“我们仨”仍在一起

早在清华读书时，钱锺书就有志于搞外国文学研究，在英国留学时，他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外国文学，从英国文学开始，继而是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还有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西班牙文则是跟杨先生学起来的。

因此在钱先生的笔记手稿里，外文笔记数量最大，共178个大小笔记本，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万多页。题材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各领域，还包括通俗小说、侦探故事、笑话，以及大词典和百科全书。

按照杨绛先生的排序：“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这些外文笔记收藏在三只大纸箱里，奇迹般在“文革”中保留了下来。

外文笔记价值也很大。钱先生曾经想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综合西方文学的论著，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如《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外文笔记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但由于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这部作品没有写成。